在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腊时，面对波斯的百万大军，古希腊城邦在最开始并没有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每个城邦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有几个城邦甚至公然表示向波斯投降以避免被毁灭的危险。雅典的领导人地米斯托克利在科林斯召开了全希腊代表大会，商讨御敌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底比斯出于对雅典的嫉妒和憎恨，竟然选择倒向波斯。在其他的一些城邦中，贵族们都敦促投降。斯巴达人和他的大部分伯罗奔尼撒伙伴主张武装抵抗，但他们都只顾自己，而置整个希腊的北部和中部地区于不顾。最后还是雅典人通过强迫的方式，大家才达成一致，全力抵抗波斯军队。
波斯对希腊的四次入侵都没有成功，希腊便转入反攻。最初攻打波斯时，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担任希腊主帅。帕萨尼亚斯在普拉蒂亚战役中率领3万斯巴达重装步兵击溃了波斯10万大军，此役之后，他就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行为越发傲慢无礼。他在野心的驱使下，竟然与波斯国王通信，希望通过他的帮助成为整个希腊的独裁者。然而他的一个信使向斯巴达城邦告发了他，他被当作叛徒处死。
帕萨尼亚斯的叛国行为，也给雅典人提了个醒。他们的领导人地米斯托克利虽然是个才能卓越的政治家，但他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他行贿受贿，为一己私利而滥用其政治影响力。后来，地米斯托克利被雅典判处死刑，但他逃到了波斯。波斯国王像朋友一样接纳了他，并给了三座城市的赋税作为他的收入。
在当时，古希腊人的政治道德水平普遍很低，帕萨尼亚斯和地米斯托克利只不过是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还有亚西比德，此人在雅典人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是古希腊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亚西比德拥有一切使普通大众赞叹的品质：他体格强健优美，聪明过人，充满勇气和热情，具有雄辩的口才。但同时，他也放纵不羁，不尊重传统和权威，野心勃勃，行事没有限度。他性情不定，举止无常，非常不靠谱，遇到公共危险时不能指望他，因为他本人都不能指望他自己。例如，有一天他打赌说，他可以在大街上袭击一位雅典最杰出的公民。最后，他真的袭击了那个人，遭到谴责后，他又主动提出以被打一顿作为惩罚。而希腊人之所以信任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最好的解释就是：他的优点和缺点在不同程度上是全体雅典人的共性。一个雅典作家在描述亚西比德和人民的关系时恰当地总结道：“他们厌恶他，需要他，不能没有他。”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亚西比德轻率地说服雅典人率军征服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来增加财富以对抗斯巴达。他们几乎倾全国之兵——200艘战船和4万名士兵，投入到这场战争中，结果雅典军队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全军覆没。亚西比德在出征途中被召回受审，他转而逃到雅典的敌人斯巴达那里。他为斯巴达人出谋划策，让雅典损失惨重。他还敦促斯巴达人在狄西里亚的地区设防，进而控制阿提卡平原，将雅典永远封锁在内陆地区之外。斯巴达人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接下来的9年中，雅典人只有在他们的城墙内才是安全的。后来，亚西比德又厌倦了斯巴达人的枯燥生活，他又想回到雅典。他说服了波斯总督提沙费尔尼斯，通过阻止雅典的彻底失败，可以延长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直到所有希腊人都筋疲力尽。这样，波斯就可以轻松地掌控整个亚洲海岸。提沙费尔尼斯听从了亚西比德的建议，帮助雅典对抗斯巴达。雅典人感激他，又任命他为将军，把伯罗奔尼撒人从爱琴海北部驱逐出去。亚西比德过去的罪行都被忘记，他重新成为人们的偶像。亚西比德在去和提沙费尔尼斯谈判期间，竟然指派了一个毫无经验的朋友代替他来指挥舰队，结果雅典人再次惨败，亚西比德再次被放逐。这次，他彻底地投入到波斯人的怀抱中，因为他既是雅典的逃犯，也被斯巴达人恨之入骨。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古代人类对直接民主制度最早的尝试，对后世，尤其是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与其他方面的成就比起来，古希腊在政治史方面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也能从古希腊的政治制度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也出现过像伯里克利、亚里斯泰迪斯和德摩斯梯尼这样公共事务的楷模，然而从总体上说，古希腊的政治是令人厌恶的。他们自私，目光狭隘，这对后世来说是一种警示，而不是榜样。古希腊人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性格。和西方其他种族相比，当时的古希腊人普遍缺乏道德。他们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引人向上的宗教，也没有像孔子主张的那种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
因此，古希腊人不能建立起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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