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4篇童话，安徒生都是用讲故事的口语来叙述的，是读者可以“用耳朵听讲的故事”，是“最适合朗读的书”。然而，安徒生创造的这一新文体，在当时却以“破坏了书面语言纯洁性”的罪名遭到非难，内容也被认为“毫无教育意义”。当时，有一份在孩子中间影响很大的杂志《丹麦少年》，也持同样的观点，称誉《即兴诗人》是一部“宏伟的诗歌作品”，而对童话却给予完全否定，说《打火匣》中的“行为不道德”、《豌豆上的公主》“没味道”、《小意达的花儿》的“道德训诫意义不深刻”。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安徒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和第一部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奇异故事》同时摆在书店的橱窗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前者畅销，不断重印；后者冷落，让出版商失去了信心。一次，出版商莱采里兴高采烈地与安徒生讨论《即兴诗人》重印事宜，安徒生顺便问莱采里：“我的童话销售怎样？”
笑容即刻从莱采里的脸上消失了。“怎么对你说呢？”他满脸的无奈，“那些毕竟只是小玩意儿，不要指望有多大的销量。但也有人买回去，在睡前念给孩子听。定价又便宜，卖得很少，我已经不指望它了。”
但安徒生还是对自己来自生活的作品充满信心，他对莱采里说：“会好起来的，我对它还是寄予相当希望的！”
第一部童话集所受到的漠视，并没有让安徒生放弃童话，反而刺激了倔强的安徒生，要一条道上走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在《我一生的童话》中写道：
我的第一卷童话出版后，很少有人注意它。有一种批评的月刊，说我刚刚做出了比较看得上眼的《即兴诗人》，爬上了一两步，又倒退了下来，竟做出这样稚气的故事。我所得的收成只有谴责。但至少已经使他们知道我的心另向一个方向发展了。只有几个朋友，他们为我好，说我没有做童话的天才，要我此后不要再做这一类东西了。还有几个人劝我第一步的工作，最好是多读些法国童话，拿来模仿。
《文学月报》一点也不注意我这本新出的童话，连批评的文章也没有发表。只有何士德（J. N. Host）在撰的《丹罗拉》（Dannsra）里提到这本书，给了一段批评，让我很伤心。但现在看来也还有趣。他批评说：“这些童话可以哄哄小孩子，但却一点教训也没有，我就是要想夸奖这些童话是无害的读物，也无从夸奖起；像什么一个公主睡熟了，骑在狗背上，狗领她到士兵那里去，士兵和公主接吻，公主便醒了，诉说她的奇遇——好像做梦一般，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童话谁也不会相信对于儿童适宜的修养上有何好处。至于《豌豆上的公主》，我觉得一点也不能启发儿童的智慧，不但没有趣，并且最不可赦。因为儿童脑筋里有了这样一个女子，于是也想讨这样一个老婆起来，这不是害人么？”最后的结论，他希望我不要再白费时间，做什么童话了。我本来不想再做了，经他这样一说，我却偏偏要再多做些。
于是，安徒生有了第二部童话。真得感谢这位批评者，是他“激”安徒生不仅要“多做”童话，而且要“做好”童话。而第一部的“遭遇”也让安徒生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让孩子们读到自己的童话，必须同时“征服成人”，因为是成人把持着阅读导向。很难想象在成人都不承认童话这一新文体的情况下，童话仍然被排斥在正宗的文学之外，孩子们又怎么会读到童话。所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
安徒生的这一思想，在《拇指姑娘》中已经有了体现。在一朵郁金香的花瓣里，走出一个拇指姑娘。她白嫩而可爱，歌声娇柔甜美。她乘坐一片睡莲叶儿，顺水漂流，经历了种种险境后，一只田鼠收留了她。在又黑又长的地道里，她发现了一只冻僵的燕子。她同情这只可怜的燕子，想尽办法给它温暖。目光短浅的田鼠和自命不凡的鼹鼠，不断地劝阻和教训她，可拇指姑娘一点也没有退缩，终于救活了燕子！秋天到了，燕子把拇指姑娘驮到了阳光明丽的意大利，在鲜花盛开的地方，拇指姑娘又认识了花朵中的小王子——爱尔菲仙人，从此，他们彼此相爱，开始了愉快的新生活。
这就是第二部童话中的《拇指姑娘》。与其说是一篇美丽的童话，还不如说它是一首动人的诗篇。拇指姑娘虽然身材微小，却有远大理想，特别富有爱心，向往光明，追求美好生活。安徒生在这个“小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鲜明的思想情感，以浓郁的诗意，向读者展示了追求理想境界的美好蕴涵。也许只有大人才能“领略那里面所含的深意”，但小孩子可以读这个有趣的故事，应该说，大人和小孩都各得其所。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也没有能够给安徒生带来好运。可怜的“拇指姑娘”和先前来到的“豌豆上的公主”一起，静静地躺在书架上，无人问津。这让安徒生难以理解，心里更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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