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问，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方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非等闲之辈，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外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唯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唯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被逼入绝境；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如果说选择宋申锡是所托非人的话，那么选择郑注和李训，就是慌不择路。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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