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没有作续职答辩的情况下，圣安德鲁斯的学生们就一致通过由我继续担任名誉校长一职，这让我十分感动。我很喜欢“校长之夜”，没有其他教职员工在场，学生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总是过得很开心。第一次“校长之夜”后，唐纳森校长给我看了秘书处提交给他的报告：“某某校长给我们演讲，某某校长只顾自己讲，他们都高高在上地站在讲台上。只有卡内基先生是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亲切交谈。”
我经常想到要资助高等教育机构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像哈佛或者哥伦比亚这样主要的大学已经够大了，它们都拥有5000～10000名学生，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扩张了。而小规模的机构（尤其是学院）则急需帮助，因此资助这些院校更加的明智。因此，我把对教育的资助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并对这个明智的决定十分满意。后来，我们发现洛克菲勒先生的教育基金“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我们的基金会不约而同地都在这个领域努力，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能加入他的委员会，我同意了。很快，我们发现合作的效果要好得多，至今我们仍保持合作关系。
在给院校的资助过程中，我有很多朋友获得了像查利·泰勒一样的荣誉。迪金森学院的康威礼堂是以孟轲·D.康威命名的。他最近出版了自传，被文学协会称为“文学作品”。具体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这两册放在桌子上的书，是一堆自传垃圾中的宝石，闪闪发光。”这也影射了许多想要加入写自传行列的人。
康威先生自传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祈求和平吧，我的读者们。祈求和平不是向自然祷告，而是依靠你遇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不要只是祈祷“请赐予我们和平”，而是自己要尽力去争取！这样，尽管世界充满冲突，至少我们心中充满和平。
我的朋友一下子点明了人类最深处的耻辱。毫无疑问，战争应该在文明国家间消失。
为了纪念埃德温·M.斯坦顿，我在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设立了斯坦顿经济学名誉教授一职。在匹兹堡，我还是小信差时，曾给斯坦顿先生送过电报。后来到了华盛顿，我成为斯科特部长的助理时，他对我也十分友好。类似的情况还有，克利夫兰市的西储大学的汉纳会长之席，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汉密尔顿的第二个埃利·鲁特基金会，韦尔斯利的克利夫兰夫人图书馆。可以用我的朋友来命名这些捐赠，我十分开心。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纪念我了解、喜欢和尊敬的朋友。我也希望我能捐赠一座道奇将军图书馆和盖里图书馆，但是他们母校已经给了他们这样的荣誉。
我给汉密尔顿学院的第一笔捐赠，本打算命名为“埃利·鲁特基金会”，但是这位最能干的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眼里“最聪明的人”在处理这件事时，根本没有对大学高层提到这点。当我指责他为何要放弃这样的权利时，他笑着回答道：
“好吧，我答应你，下次你再捐赠的话，我不会再骗人了。”
第二次的捐赠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这次我十分谨慎，没有把这件事直接交给他负责。汉密尔顿的鲁特基金会终于成立了，他再也没能力撤销了。鲁特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既质朴又崇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罗斯福总统说过，他愿意爬出白宫，只要这样做能确保鲁特当上总统候选人，并有机会当选。有人认为他过于软弱，因为他曾经为一些公司辩护，但是不善言辞，无法笼络人心；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谦让、不善交往的政客，只能讨好一些水准低下的站票群众。他的政党作出了愚蠢的决定，没有将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我与汉普顿和塔斯克基学院的联系，提高了黑人的地位，这让我既满意又高兴。我还有幸认识了布克·华盛顿。他不仅自己摆脱了奴隶身份，还帮助上百万黑人提高了教育水平。我向塔斯克基学院捐赠了60万美元，几天之后，华盛顿先生来拜访我，问我是否能允许他提一个建议。我说：“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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