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给他送行的人也络绎不绝。我们的书记出国，就像我们探亲访友一样方便、一样频繁，五大洲四大洋他都跑遍了，如果太空旅行稍许普及，他可能也会动太空一游的心思。每次出国，都有人来送行，有些是部下，有些是企业主，更多的是开发商。有些是轻车熟路，径直到宦海淳的办公室，该办的事，办完就走人，连多一分钟都不待。有些是新手，刚加入这个“俱乐部”或者试图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人，就有点拿捏不准，不知道怎么办好。也有这么些人，见我的门开着，就溜达进我的办公室，看似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聊天，实则旁敲侧击，从我这儿打听一些宦海淳的信息，比如他国外有无子女上学，喜欢带美元、欧元还是人民币等等。尽管我也说不上什么，但我又不能下逐客令，还得陪着人家聊。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真是烦都烦死了。
这样忙了一阵子，宦海淳飞出国门，周游列国去了。我也就相对有了点空闲时间。闲下来，又不像有些人那样，串串领导的门，联络联络感情，为自己的将来搞一些感情投资，做一些铺垫工作。也不像有的人那样，上网聊天斗地主，聊以打发时日。
我从旁边的书堆里抽出了两本书，这是师玉洁走时给我留下来的。一本是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写的《大国悲剧》。这本书我基本看完，它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向我们述说了这个超级大国一夜之间解体的全过程，并对这一超级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做了冷静的分析。我掩卷沉思，又觉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的老祖先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早就做过精辟的概述。古籍《左传?庄公十一年》载：“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新中国建国前夕，黄炎培和毛泽东恳谈时，希望未来的新中国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就回答黄老：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个故事，这段话，包括宦海淳在内的机关干部，早已耳熟能详，对它的深意，我相信也心领神会。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委实不敢妄加评断。
该书作者雷日科夫曾经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权力对于宦海淳而言，是不是一种乐趣呢？想想他全世界飞来飞去的情景，就会不言自明。如果权力真的是一种负担，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患上“官瘾”，无怪乎有人要把中国列入首个患这种临床精神疾病的国家、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登记呢。
另一本书名叫《苏共亡党十年祭》。我翻了翻，书中夹着一些书签，都是用绿色的树叶制成的，一不小心就会损坏。我小心地取下一片书签，有一段文字下面画上了横线，这段文字写道：
革命胜利后列宁出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的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唯一方式。这种自下而上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
显然，这样就使“人民的公仆”演变成“人民的主宰”，苏共亡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这样想着，便有一种冲动，一种想说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的冲动。但我冷静下来一想，即使有什么想法，向谁去说？说了又有什么用？还是该干什么干点什么吧！
这样消闲了两三个星期，宦海淳从国外飞了回来。为他接风的人又络绎不绝，我也跟着他，游走在酒色娱乐场所，经受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考验”。
此后几天，我也没什么事儿。我注意到，组织部的领导们频繁地出入于宦海淳的办公室。于是我就知道，他近期的注意力可能放在中层干部的选拔使用上。这事保密性极高，只有几个核心人物在运作，我这样的贴身秘书，也只是隐隐知道一点儿所谓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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