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35年冬天至1637年春天，将近三年时间，祁彪佳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造园之中。每天清早，晨光乍吐之际，他就由仆人驾着小舟，向着寓山工地进发，三里路途真恨不得一脚就跨过去。即便风骤雨狂，也要按时前往。无论寒冬酷暑，回来都衣衫尽湿，身子骨也好像累得散了架。救荒、保甲及族中一干冗杂事务，都是夜晚回家后再做处理。为此他自嘲，这两年来为了这个园子，把家财都耗尽了（“囊中如洗”），身体也搞垮了（“病而愈，愈而复病”），说是“此开园之癫癖也”，但这一“雅癖”，还是让他有一种于致仕生活中找到人生另一个出处的成就感。
当寓山的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北方的局势已越来越动**。尽管迟滞的邮传使得当时的南方和北方就好像在两个各不相干的世界里，但通过邸报、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客商之口，有关北方动乱的消息还是频繁地传入了祁彪佳耳中。就在祁彪佳夫妇回到越中的那一年，高迎祥、张献忠部破凤阳、焚皇陵，明廷震动。次年，李自成部克和州，陈兵逼江浦，南都骚然。其间，清军的入侵也使京师数度戒严。看来时局的坏消息并没有败坏祁彪佳经营园林的兴致。从日记中我们知道，崇祯九年（1636）正月十六日，他听到了“流寇已渡长江”的传闻，这让他颇是踌躇了一阵，但时隔一天，他就又出现在了寓山工地，“垒石成峰”。几天后，他又和几位兄长来到工地，“搜剔山中有古石奇峭者，不觉抚掌称快”，兴致还是没有稍减。
这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记里他写道：“阅邸报，知奴虏合逞，声息颇亟。”“奴”是农军，“虏”是建州女真，交相逼迫之下，王朝已风雨飘摇。这一时期，祁彪佳一面致书故友询问“都门近状”，以退休官员的身份与地方缙绅一起商议御“贼”之策，一面又深自忏悔“以有用精神埋没于竹头木屑”，寓山的工程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就在他接阅那份让他烦忧的邸报的次日，他又“至山督工役”，当然内心里他对自己这近乎没心没肺的行径还是有些自责的，说这般“营精藻瀚，溺志歌舞，有意以为之者，皆苦因也”。[212]一个叫王朝式的朋友劝诫他，如此乱世之秋还大兴土木，实在是负君、负亲、负己。不听朋友劝谏，则是负友，说得祁彪佳汗如雨下。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悔过方式，竟然是在寓园中再建一堂，“名四负堂，以志吾过”。看他如此兴兴头头，哪里是真的有悔！就这样一边自责，一边又兴筑不已，实在也是一个时代的名士病。
叠山理水，亦如文章事业，看他这般刻意经营精雕细镂，文人推敲文字也不过如此吧。所不同的是，他除了督率工匠至“不停瞬，不住足”，有时也“躬荷畚插”“手为种植”。他给这篇晚年的得意之作定下的基本思路是：“亭台轩阁，具体而微，大约以朴素为主。”他认为，寓山地处山**上，鉴湖一曲，占山川形胜之利，正好借景。“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就像画家在宣纸上留白，人工的营建至多只占到一半，即便地势需要有一点亭台轩阁，也只为造成“参差点缀、委折波澜”的视觉效果。
由水路入园，可多一份灵动，于是园的东面修了“水明廊”：“循廊而西，曲池澄泓绕出于青林之下，主与客似从琉璃国来，须眉若浣，衣袖皆湿。”西面因毗邻“绝壁竦立，势若霞褰”的柯岩，他便建了“通霞台”。“选胜亭”“妙赏亭”“笛亭”“太古亭”几个园亭，则是斫松葺茅，素桷竹椽，连油漆也省了，这倒不是刻意仿古，而是因为看云听风，都是意在景而不在亭，画栋雕梁反而与周围的景致不协调了。至于类“阁”这样的建筑，还是应建在高地上，有崔嵬之势，因为那都是望远景的地方，所谓态以远生，意以远韵，所见也就不惟千叠溪山，万家灯火，是供游者遥想“禹碑鹄峙”“越殿乌啼”，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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