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胡女案也是如此。
涉案人员太多,相互攀咬,被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万历四十九年四月,案件的主体审理基本告一段落。
一份沉甸甸的结案奏报,摆在了朱翊钧的御案上。
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涉案人员总计两万一千七百余人。
边军系统,将领五十七人,千总,把总,以及普通的士兵,涉案人员共计四千三百余人。
地方官僚系统,陕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西安府及下辖州县官员一百四十三人,胥吏、差役、驿丞等,共计五千八百余人。
掌控或参与贩卖网络的地方豪强、牙行头目一百一十九人,关联商号伙计、打手、运输人员等,共计六千九百余人。
包括提供庇护的僧道、参与销赃的典当行、妓馆经营者、以及部分知情不报或被动参与的军户、民户等,共计四千六百余人。
判处斩立决者,包括贺天雄等核心组织者、罪行极其恶劣的边军将领、地方官员、豪强头目,共一百四十七人。
已在奏报上呈之前,于西安、北京等地分批公开处决。
判处斩监候及流放,罪行较重但非首恶者,共三千二百余人。
流放之地多为倭地、福岛、皇明州等边远苦寒或烟瘴之地。
涉罪较浅或负有连带责任者,共八千余人。
或被革去功名官职,或被抄没部分家产,或判处数年不等的徒刑。
其余人员,就是那些普通的士兵,伙计,多为被胁从、知情不报或情节显著轻微者,予以劳役处理。
抄没资产,金银铜钱折合白银总计约二百八十万两,田产、店铺、宅院,估值超四百万两。
珠宝、古玩、字画、皮货等各类财物,难以精确估价,充盈了内库与太仓库。
胡女来自极西之地共计五千五百七十三人。
朝廷设专门机构予以安置,妥善安置,许其婚配或从事正当生计。
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是西北军政两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换血,朝野上下,为之悚然。
当然,上层的变动,也改变着下层的构造。
胡女案爆发开始,整个陕西像是大伤元气一般,繁华的西安府,一夜之间,差点人走楼空……
即便随着朝廷委派的新任巡抚的到来,开始慢慢的恢复他之前的元气。
但所有人都清楚,没有个小十年的光影,陕西都不可能像现在这般富庶。
人们终于直观地感受到,皇帝陛下对于吏治腐败,尤其是与军队相关的腐败,容忍度为零,并且拥有毫不留情的铁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席卷陕西的风暴中,相邻的山西省受到的波及相对有限。
除了蒲津驿那几个撞在枪口上的倒霉蛋。
李德禄、王彪等人被查实多项不法,最终被判流放南洋,家产充公,其家族亦受牵连。
山西巡抚杨涟辖下并未发现大规模、系统性的类似网络。
杨涟因此战战兢兢之余,也暗自庆幸自己当初在太原的“小动作”被陕西的胡女案掩盖了过去。
那几个在蒲津驿饮酒作乐、最终导致家族流放的官员,至死恐怕都没想明白,他们命运急转直下的根源,不过是那个寻常冬夜里一次“寻常”的放纵……
万历四十九年的春天,就在这场大案的余震中缓缓度过。
西北的官道驿站,仿佛一夜间肃静了许多……
朝廷向西北派出了新的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一批中层官员,填补留下的权力真空。
一切似乎都在恢复秩序,但空气中弥漫的那种凛然与警惕,却久久不散。
朱翊钧用最激烈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帝国西北隅的刮骨疗毒。
代价是巨大的,震动是深远的。
它向天下昭示了皇权的绝对威严与整顿吏治的决心,但也留下了许多需要时间来愈合的伤口,以及一个朱翊钧必须深思的问题,如何防止这样的毒瘤,在未来再次滋生……
朱翊钧想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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