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大夫之制，别子为祖，继别者为大宗，得立太祖之庙。继祢继祖，继高曾者，为小宗，得立四亲之庙。后世封建不行，别子久废，无复太祖立庙之称。而宗法既堕，即祖、祢，高，曾，亦不复有区别而立亲庙者。时异势殊，古法不可施于今久矣。金匮秦尚书蕙田有言：“后世天下一家，仕宦迁徙。其有子孙繁衍而成族者，则始至之人，宜为始迁之祖。与古之别子无异。”今直省名家巨族，皆有祠堂，祀其初迁者为始祖，大率皆比附秦尚书之议而然也。或富贵好礼，分建支祠，亦犹古者小宗亲庙之遗意。国藩不肖，托先人之余荫，窃禄朝右，承乏六官。遭逢今天子登极，宣宗成皇帝升配大典，覃恩锡类，累封先考、王考、曾祖王考皆为光禄大夫，妣皆封一品夫人。而春秋荐享，曾无庙宇，以妥宗祏。筮日无门，丽牲乏碑，其奚以宣鬯皇恩，宏昭世德，永敕后嗣子若孙，而作其肃敬之心？咸丰八年四月，吾兄弟居先考之丧，盖十有四月矣，节序不居，将变而之吉。祭庙之不修，器皿之不备，无财不可为悦，实用大惧。于是各具白金若干两，积为竹亭府君公资，备他日祠庙祭田之需。当明之季，圣清之初，吾曾氏始自衡阳迁居湘乡。家微也，力田不足以自给。嘉庆十九年，我王考星冈府君倡建宗祠于衡。道光二十八年，季父高轩创建支祠于湘，奉元吉府君为祖。迁湘之始祖，本自孟学府君。而支祠祖元吉府君者，以其创业始大也。元吉府君六子。咸丰七年，六公者之裔，各以其祖主附于元吉公祠。其仲曰辅臣府君。于国藩为高祖王考。是生竟希府君，为我曾祖王考。是生星冈府君，为我王考。辅臣府君既已升袝支祠矣，竟希府君，星冈府君，皆仅积公赀，以供祭具，庙袝之典阙焉。今兹为竹亭府君积置公赀，异时合三代之蓄，而共建一庙。事其庶易举乎！戴氏记《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说者，以谓昭穆仅有祖祢，而无高、曾二庙。程子始辨之，以为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祭及高祖。马贵与推阐其说。至我朝宿儒万斯大氏之伦出，博稽经传，而大夫士得庙祭高、曾、祖、祢四代。乃确然而不可易。今国藩仅立三亲庙，而不言高祖，盖辅臣府君业已上祔支祠，而竟希府君以下三代，皆膺封诰。抑所以表国恩也。其或因事致祭，而上祀辅臣府君、元吉府君，则援《礼经》“干袷及其高祖”之例，即不应经，而礼缘义起，但求当乎孝子慈孙之心之公且安者而已矣。若夫田产、钱币存积之法，天家赐物、宗器弆庋之宜，祭器、供具、图书，贵重之物，凡应藏于庙者，皆书于册，立为科条，其别如左：
——田产
把戏湾田十六庙，屋宇、池塘、园土，咸丰七年九月十六日，承当王葛氏及男水九之产，去钱二百六十千文。下塘湾田三十亩，屋宇、山塘、园土，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承当罗道源之产、去钱二百九十六千文。以上二处，每年共纳租四十四石二斗，定议、置仓贮之，公同封锁。次年粜出，其钱亦封贮于仓，以是为常。不许私粜，不许外借。
——银钱
国藩出银百两，国华出银百两，国荃出银百两，国潢、国葆共出银百两，定议交国潢经管。满二年，再移交他手。其银每年秋间籴谷，置仓于永丰贮之。次年粜出，其钱换银，归贮于家内之仓，或存钱永丰亦可。秋间仍籴谷贮仓，明年粜出，亦如之。以是为常，不许私支、私粜，不许外借。
——赐物
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二日，奉内赐宣宗成皇帝遗念衣一件、玉佩一事。咸丰元年八月初六日，奉内赐御制诗石刻横幅一帧。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内赐狐皮黄马褂一件，小刀、火镰、搬指、荷包四事。是夕贼匪偷营，将此四事遗失。咸丰四年腊月三十日，奉内赐“福”字一幅，荷包三对。咸丰六年正月十六日，奉内赐“福”字一幅，荷包三对。咸丰七年正月十三日，奉内赐“福”字一幅，荷包三对。咸丰七年三月十一日奉赐经理丧事银四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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