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有着十分尖锐的自我反省意识。这种反省常常令夏目漱石陷入焦虑的抑郁之中。在这种抑郁的深处，他再次触碰一直以来对我执及无意识犯罪的恐惧。于是，他有些草率地将这种感觉与代助所犯下的“通奸之罪”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我们不禁对作为《后来的事》的后续而出现的《门》中的情景感到似曾相识。所以，在《门》这部作品中，不管是主人公还是他的妻子，每个人物形象中都有与罪恶感作斗争的一面。那绝不是单纯凭空想象出来的或是借鉴别人的东西。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即作者表现这种罪恶感的方式是否妥当。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作者把人物内心的焦虑和无法战胜这种焦虑的软弱思想，归咎于人物内心的罪恶和疯狂，并期望在宗教思想中获得救赎。这本身就已经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在《后来的事》和《门》的剧情中，代助和宗助都夺走了别人的妻子，这显然是一种罪过。但如果我们认同恋爱自由的话，他们只是爱上了别人的妻子，并不能直接将这件事定义为犯罪。特别是在《门》中，阿米是作为妹妹被朋友介绍给宗助的，而并非是以别人的妻子的身份。所以宗助不知道阿米是别人的妻子，但是代助那边则很难说他是弄错了。代助被父亲和兄长抛弃，被社会普遍排斥，陷入了与宗助相同的处境。这两个不同情况的人，却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这不就表明与其说罪在他们，倒不如说罪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况且，他们本来就没有严重的罪过，只是单纯地想要活出真实的自我，然而社会却将他们排斥在外，从而使他们被迫过着如同“背阴者”般的生活。那么不言而喻，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实际上，这正是自二叶亭四迷以来的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家们所痛切地体会到的悲剧。其明确的证据是，从《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开始，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所谓“多余者”的悲剧。他们被这种悲剧压垮，人生中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喜悦，比如买到一只形状滑稽的气球……除此之外，只能无言地忍受着疲惫不堪的生活。这样的形象在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宗助夫妇并没有特别的罪恶感，只是在远离繁华社会的一隅中默默无闻地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后来的事》中平冈面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他带着生病的妻子好不容易才在困苦的租房生活中安定下来。平冈夫妇的生活状况如果进一步恶化，恐怕就会变成宗助夫妻那样。另外，这本书中也包含着夏目漱石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应该也不难理解。因为他自己正是感到难以融入周遭社会，内心充满了矛盾，因此在远离人群的深林独屋中，享受着既寂寞又不受烦扰的幸福生活的一个人。
那么，在此我们思考问题的根源时，就必须考虑到导致其必然发生的社会条件。小说中并没有试图找出这些问题，而是倾向于探索主人公内心中的罪恶和黑暗。与其说这是逻辑上的跳跃，倒不如说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做法会把阻碍人类精神独立和生活自主的外在社会条件的矛盾，转移到主体的内部。夏目漱石认为，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个人无论是焦虑还是愤怒都无济于事，这无疑是一种敏锐而正确的判断。但是，把这种无力的焦虑和愤怒的深层原因归结于罪恶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误解。这部作品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似乎是跨越了这样的错误而拼凑在一起的，所以无论怎样去调和，读者最终都会不由得感到作品内在的不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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