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晋衔接期间，大批官民逃难到南方去，南方的司马睿势力百废待兴，问题重重。作为对诸多问题的回应，东晋王朝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区制度：侨置郡县。
侨置郡县的起因很复杂。北方大乱，大批老百姓携家带小，举家甚至全族往南方逃难。逃难百姓的规模很大，北方各州都有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口迁出，涌向南方。在两晋衔接期间，估计南逃的人口占北方登记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何安置众多背井离乡的百姓，成了摆在司马睿等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我们知道，中国人是最重乡土观念的。古代人多数一辈子都生活在本乡本土，流动性很小。他们的经济收入、人际网络、悲欢离合和祖宗坟墓都在故乡，如果没有实在扛不过去的困难是不会离乡逃难的。而一旦难民潮涌动起来，问题就层出不穷。逃难的百姓等于抛弃了家产和收入，与过去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一刀两断了，他们靠什么生活？逃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吃穿的问题？遇到困难，比如生病、兵火，找谁依靠？逃难过程中，难民如何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引发纷争。
两晋衔接期间的战乱有两大势力，除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就是各地风起云涌的流民武装——王弥、石勒等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其实就是北方的汉族难民。司马睿之所以能在南方站稳脚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依靠王敦、陶侃等人镇压了南方的多支流民武装，稳定了局势。可南渡的难民越来越多，总不能全部镇压吧！
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朝廷不妥善处理好流民问题，流民群体中的枭雄、大族，甚至个别野心家，就会抢先把流民组织起来，为自己所用。难民流动的时候，遇到问题和纠纷需要强有力的人物出来主持解决。这些人物一般是原来居住地的豪门大族，也有部分人是能力出众的强人。他们就成了流民组织的领袖。东晋初期的祖逖、苏峻等人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一旦拥有了组织，就会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这一点也是朝廷不乐意看到的。
因此东晋王朝采取的方法是专门划出南方的土地来，安置流民。安置的目的是，即便不能让流民在南方安居乐业，最起码能让流民有饭吃，不揭竿而起。最初简单的安置行动，后来掺杂进了朝廷和贵族高官们的政治目的，于是发展为侨置州县。
朝廷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东晋王朝以天下正统自居，却偏居一隅，失去了对天下主要领土的控制，地位非常尴尬。司马家族唯一可以炫耀的就是王朝正朔，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天下共主。但这个标准太主观了，匈奴人刘渊就说他是汉朝的外甥，他的祖先也曾是天下共主；赫连勃勃更绝，说他是夏朝大禹的后裔，他的祖先统治天下比任何人都早。因此，客观的领土大小，尤其是谁占领着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原、两京，就成了评判谁是天下正统的重要标准。
先后占领中原的两赵、两秦、燕国等统统不承认东晋是天下正朔，蔑称东晋是“司马家儿”“岛夷”“南国”。东晋因此要延续天下共主的架子，起码在形式上要维系对失地的“统治”，就想到了在安置北方南下流民的同时，“恢复”北方的政权形式：有北方的百姓、有政权形式，还可以对北方领土宣示主权。于是，东晋划出一块南方的土地安置幽州流民，就恢复幽州的郡县名称；安置山东流民，就用原来的山东郡县来称呼本地。这些州、郡、县因为不是本土，所以被称为侨州、侨郡、侨县。
对于北方政权新立或改名的州、郡、县，南方绝不侨置，或者沿用旧名，以表明对北方政权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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