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宣示正统和主权外，侨置州县还可以和北方政权争夺人口。北方政权一般得不到汉族百姓的认可。当汉人知道南方有同乡重建了故乡的郡县，那里有乡音、乡俗和故乡的街巷里弄时，他们很自然愿意逃离北方政权的统治，投奔东晋侨置的州县。侨置州县在实践中吸引了人民持续南渡，增强了东晋的实力，弱化了北方政权的力量。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人口可是决定国力的关键因素，重要性并不亚于领土。在这个较量中，东晋占据着优势。
高官显贵们又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东晋朝廷的掌权阶层是北方南渡的世族豪门。他们以门第相互标榜，门第和政治地位直接挂钩：出身豪门的子弟垄断高官，普通人家的子弟只能在中低级职位上徘徊。而地望是表明门第贵贱的主要标准。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
南渡的北方豪门起初也很尴尬，比如，琅琊王氏失去了“琅琊”还算是琅琊的王氏吗？陈郡谢氏离开了“陈郡”又如何保证家族的门第纯洁？因为郡望和政治利益紧密相关，南渡世族们还以沦陷的旧地名自称。安置流民的同时，恢复旧式的政权，符合南渡世族的利益。他们热衷推动侨置州县的建立。
凡此种种，就是东晋侨置州县的特殊背景。司马睿南迁时，琅琊百姓随司马睿过江的有一千多家。太兴三年（320），司马睿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流民。咸康元年（335），晋成帝司马衍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琅琊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琊郡也侨立临沂县（还是在江乘界内）。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
二
口子一开，“一时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东晋在名义上还拥有对天下各地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侨置州县制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利弊并存。
首先，州县的侨置和流民人口的多少直接相关。北方百姓南逃的大致情况是离江南比较近的黄河南岸百姓南迁比较多、黄河以北和西北地区的百姓逃到江南的不多。侨置之初，东晋设置了各州政权，后来因为幽州（今河北北部、京津一带）、冀州（今河北大部和河南北部一带）流寓江南的人口较少，便废除了这两个侨州。而兖州、豫州、徐州诸州（都在今河南、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南渡的流民较多，州级建制始终存在。具体到郡县，情况也类似，流民较多的地区，侨置体系比较完备。
其次，侨置州县的名称、隶属关系越来越复杂。南北都有琅琊郡，怎么区别呢？最常用的方法是在南方的琅琊郡前加一个“南”字，以示区别，比如“南琅琊”“南徐州”等。后来东晋北伐，一度收复了青、兖、徐、豫、司、雍等州，就在新收复郡县上加“北”字，以示区别。侨置的西北、四川地区的郡县，则互加“东”“西”以示区别，比如“东冯翊”“东弘农”等。这还算是侨置州县最简单的冠名法。至于一郡一县百姓侨寄数处，分别设置州县；又比如郡县沦陷，于是侨置，后经收复，又再沦陷，反复侨置；再比如北方州县因为百姓逃难已经被取消、合并或重新组成，原郡县无处可觅，南方侨置郡县依然存在，等等。州县名字只能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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