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外面的大厅，不远处是一个木地板已磨损的舞池，护送他们的那个人指了指厨房门边的一些椅子。那里，一个小工正在把一摞餐巾叠成完美的小小的白色三角形。“你们就坐在那里，别惹事，我去看看奥斯卡准备好了没有。”他对他们说。亨利和惠子畏惧地望向昏暗、烟雾缭绕的大厅，他们看到斑斑点点的桌布上，放着盛有勃艮第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烛光摇曳的小桌子周围，挤坐在一起的客人们身上，有珠宝在闪烁着光芒。
一个老头走向吧台，擦着额头上的汗，给自己倒了一高脚杯冰水。闲谈声低了下来。这正是在夜总会后面巷子里抽烟的那个老头。看他走向舞台，甩甩手腕，捏捏指节，坐到一台直立式钢琴那里，面对一支庞大的爵士乐合奏团，亨利的下巴简直都要掉了。他看到了谢尔登，他坐在一个硬纸盒后面，和管乐组的其他人在一起。
老头从肩上摘下吊带，好让上半身能够自由活动。他的手指划过键盘，整个乐队便和起了他的节奏。亨利注意到，人群屏住了呼吸。钢琴前的老头开始弹奏起过门，并说道：“这首曲子献给我的两个新朋友——它叫作《巷里的猫》。它稍微有点与众不同，但我想你们大家会喜欢的。”
亨利从前听收音机的时候，曾听过一两次伍迪·赫尔曼和贝西伯爵的演奏，可一场十二个人的现场演奏，却是他以往听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他曾听到的那些从夜总会里飘出、在南杰克逊街上回**的音乐，大都是小乐队演奏的，节奏单调，支离破碎。只是少数几个乐手的即兴演出。相较之下，这就是超速行进的货运列车。低音提琴和鼓点引领着曲调，突然间又魔法般戛然而止，只留下奥斯卡那独具特色的钢琴演奏，令观众们如痴如醉。
亨利扭过头，看到惠子已经打开了她的速写本，正在竭力描绘出眼前的场景。“这是摇摆爵士，”她说，“我爸妈听的就是这种。我妈妈说，在白人的夜总会里他们不会像这样演奏，这对于有些人来说太过疯狂了。”
惠子提到她父母的时候，亨利开始留心起人群的构成。几乎都是黑人，有的坐着、晃动着，有的站着，随着乐队的狂热步调而舞动。人群中有几对日本男女格外扎眼，他们喝着酒，沉浸在音乐中，好似朝向太阳的花朵一般。亨利搜寻着中国人面孔，没有找到。
惠子指向一张小桌，那里正坐着那三对日本男女，他们在饮酒谈笑。“那是富山先生。我在日本人的学校上学时，他教过我一个季度的英语作文课。那一定是他的妻子。我想另外的两个人一定也是老师。”
亨利看着那些日本男女，想到了自己的父母。母亲忙于家务事和秉公堂的社区服务，还在秉公堂用汽油赠券换取定量配给票——红色的票是肉票、猪油票和油票，蓝色的票是豆子、大米和罐头食品票。父亲听收音机的时候，只听关于苏联战事、太平洋战事还有中国战事的最新报道。他整天忙着领导筹款运动，以支持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抗日行动。他甚至准备好了在这里打仗，自愿当上了唐人街的街区保卫员。在提倡用防毒面具预防随时可能到来的日本入侵的少数几个平头百姓中，他算一个。
战争影响了每一个人。即便是现在，在这个黑麋鹿夜总会里。所有窗帘都因为灯火管制而拉上了，让亨利感觉气氛十分神秘。这里好像变成了一个远离乱世的世外桃源。也许这才是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逃避——带着一杯用牙买加姜油制成的马蒂尼逃走，用奥斯卡·霍尔登演绎版的《我搞砸了，真糟》去寻找它。
亨利简直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晚。也许惠子也是。当他从厚重的窗帘后向外张望时，远处太阳已经落到了普吉特湾和奥利匹克山上。他朝窗外望，看到一些比他和惠子大的孩子在人行道上跑来跑去地喊：“熄灯!熄灯!”
屋里，奥斯卡又休息了。
“天快黑了，我们该走了。”亨利说。
惠子看着亨利，好像从一个美妙的梦中被他吵醒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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