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感之变给杨广提供了一个反省的绝佳机会。杨玄感叛乱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隋朝虽然不乏汹涌的暗流和小规模的骚乱，但维持了表面上的安定；之后的隋朝天下遍地狼烟，暗流涌上明处，小骚乱汇聚成了大动乱，攻陷城邑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此时，镇压叛乱应该成为隋朝的中心工作，但杨广还对东征高句丽的失败念念不忘。他不能允许同一件事情办理两次都没有成功，何况第二次是自己主动撤军，功亏一篑。
大业十年（614）二月，杨广召集百官商讨第三次讨伐高句丽。
连续几天，满朝官员任凭杨广滔滔演讲、威胁许诺，皆沉默不言。群臣知道议事厅外“群盗所在皆满”，局势已经危在旦夕了，隋朝亟须集中精力安抚动乱，但杨广对高句丽志在必取。第二次回军剿灭杨玄感时，杨广就驻跸高阳，根本就没回洛阳。他将剿灭杨玄感看作是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一个插曲。现在杨广执意要完成未竟的事业，群臣又敢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呢？于是，隋朝决定再次征调全国军队和民工，讨伐高句丽。
这是杨广在三年间第三次讨伐高句丽。
杨广不是石头造的，目睹连年大兴土木、穷兵黩武造成的累累白骨，他也不能不动容。当然他也需要安抚百姓情绪，赢得出兵的支持。本次征讨高句丽前，杨广就派人收葬弃于荒野的征辽将士遗骸，设立道场祭坛超度死者亡灵。这么做的效果并不好，老百姓根本就不买账。隋朝官府很难征调足够的军队和民工，而被强拉到幽州的士兵和民工们纷纷逃亡。
二月底，杨广来到北平郡卢龙县（今河北抚宁县内），在旷野中设坛祭祀黄帝。杨广主祭，将捉到的逃亡士兵斩首，以人血涂鼓，以示警诫。可百姓们软硬都不吃，逃避兵役徭役的人随处可见。幽州的许多道路上，一边走着被拉往前线的士兵和民工，另一边就是逃亡的百姓。一来一往，蔚为大观。
尽管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准备工作最差，军队数量和军需物资最少，但取得的成果最大。
大将来护儿在辽东大败高句丽军，乘胜进军平壤。高句丽此前连年作战，已经三年没有正常耕作和生产了。粒米不留，举国饥馑，杂草丛中满是来不及收殓的尸骨。高句丽根本就没办法组织防御，只好遣使请降。参与杨玄感叛乱的原兵部侍郎斛斯政，之前逃入高句丽寻求政治避难，现在刚好被作为礼物送回隋朝，给高句丽的乞降增加砝码。隋朝的战争机器也破败不堪了，比高句丽好不到哪儿去。杨广见高句丽举国投降了，在高句丽国内也实在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进攻目标，见好就收，宣布“凯旋回朝”。
隋朝最终还是打赢了高句丽。不过这样的胜利是隋朝用无法计算的物资付出将一个小国给活生生拖垮、拖投降的，两败俱伤，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内容。
事实上，杨广征服高句丽的价值不在于打败了一个敌人，而在于维护了自古以来在东亚地区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裴矩进入唐朝后写了一部《高句丽风俗》。武德八年（625）三月，他和中书侍郎温彦博对唐高祖李渊进言：“辽东之地，周为太师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以高句丽抗礼，四夷必当轻汉。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于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他们回溯十多年前，如果任凭高句丽侵吞领土，蔑视隋朝的权威，那么势必助长其他周边国家“有样学样”。从长远说，这对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不利。杨广打败了（或者说孤立了）高句丽，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吸引了百济和新罗，稳定了隋朝的东北局势，最后也为唐朝彻底征服高句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唐朝极盛时期，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步入了辉煌。可以说，隋朝又一次为唐朝的辉煌预支了沉重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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