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底，语罕的两个孩子在上海因共产党的关系被捕，关在漕河径的监里。丽立每月要亲自去探视他们一次，送点罐头食品和必需的零用钱。陈独秀听说后，总是骂语罕家庭观念太重。
出党后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何资深与语罕、李季、王独清等人，在上海成立一个“无产者社”，出了一个刊物《无产者》，上面登载的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论著。
语罕、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王独清、杜畏之、吴继严等也都发表过文章。他们自己认为要左右开弓，即左打斯大林，右打蒋介石，主要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注释1】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革命集团中，曾产生“取消派”。他们认为在革命低潮中，应该取消一切秘密工作，通过国民议会等合法手段斗争。而其他人则认为取消秘密工作，即是取消革命，故以“取消派”称呼他们。当时，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也以“取消派”来称呼。【注释2】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被叛徒告密，累及杨匏安等16人被捕。8月，杨匏安遇害于上海龙华伪警备司令部，年仅35岁。罗绮园虽折节自首，后来也被国民党弃如敝屣，同样遭到秘密枪杀。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次年1月7日，陈独秀致信王灵均（语罕当时的化名）说，传讯毕，“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注释3】
此时，语罕寓居静安寺路青海路口，因“取消派”马玉夫至南京自新，遂迁居四马路神州旅社。马玉夫与侦探回沪后恰住神州旅社，语罕遂又搬迁到中州旅馆，随后迁至基斯菲尔路兆丰花园对面之大来饭店。
这时语罕因为整天躲在亭子间里写文章，也学着吸纸烟，并且是讲究的三五牌，后来是加里克，有时也吸土耳其的纸烟。
不过丽立很不赞成，劝他少吸几支。语罕采纳了她的意见，减到每天六支：三餐后各一支，其他三支则作为写文时，调剂思想之用，绝不多吸。
当时，语罕每日的时间大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写文章；一部分读书；一部分便是和丽立谈天。
有时丽立从外面买一些鸡翅膀、鸡爪子、鸡杂、鸡肝，陪着语罕一面慢慢地咀嚼，一面谈心。丽立说，这里离她的医院又远，房子又小，生活又枯燥，不如换一个地方住。
语罕同意，于是去租了一处前楼面，又到“人市”雇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实本分的老妈妈做饭。
一次，丽立下午出去，到了晚间还不回来。语罕等得不耐烦，便睡了，不料睡到半夜里约11时光景，郑肖琴拿着丽立的钥匙摸到家里来，告诉他说：“高太太要你马上离开此地，到刘伯垂先生那里住一夜再说。”
语罕随后搬到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弄堂去住。第二天果然有人到丽立的亲戚家去问，因晓得她亲戚是在北京政府时代做官的，也就不再追究了。
语罕一直住到农历除夕，才搬回家。他对房东说自己姓程，化名程始仁。语罕后来又搬家，和刘伯垂夫妇住一楼一底的房子，丽立和刘夫人发生口角，不久又分开了。
语罕记起上次从澳门回上海时，轮船的一个买办是匏安的幼年同学，曾同语罕说起，有位老兄在日本神户荷兰银行当买办。他当时随便问了一句，将来到日本去可以招待吧？那位朋友说：“这个自然。”
等到那个买办的船从香港开到上海，语罕便去找他商议，先打电报到神户，只说：“有个朋友戈云汉先生拟同夫人到神户养病，请代租适当房屋一所，并乞电复。”
不久，对方回电说一切都已办好，只告诉行期及船名便于接站即可。船到长崎，有警察来搜语罕的身，又来翻他的箱子，里面有《资本论》等七十余卷书，那些警官都盯着他说：“这是无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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