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上，一些负责军事的同志都犯有轻敌、疏忽的毛病，影响了一些战役。譬如，“到了会昌以后，南山岭（会昌第一险要，第一高山，俯瞰全城）只配备了七四团的一两连人，对岸一连人，至于不取道筠门岭直捣敌人的中路，以摇撼广州，而乘其未备，这是军事上的失败”。
在组织上，对于军中的党小组会议重视不够，没有吸收非党员的军部指挥者。
语罕对中共中央最近的政策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对于中央最近的政策完全信任，必须这样才可以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等危险的倾向。现在革命已到了极其严重时期，如果党没有绝对的威权和积极的适当的政策，是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的。在这个严重时期，一些在党内的知识分子，自然发生恐惧，渐渐退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国民党之如是的狞恶翻动，也是由于客观方面，农工群众革命的（潮）流所鼓**，所影响，于以见阶级斗争之烈，而国民党反革命的面目亦完全暴露于民众之前，未始非促进我们的历史使命之一道也。”
最后，语罕向中共中央提出个人的希望：“中央现决定我赴俄，只有静待。在未赴俄之前，我打算做一本批评三民主义的书，或者作几篇宣传的文字，送到编辑委员会备采用。”
“以前的中央一切决议案及印刷品我都没有机会看到，现在才找到几本，并阅。（1927年10月）”【注释2】
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参加瞿秋白组织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临时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以批评和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
不久，谭平山因涉及与邓演达等组织第三党，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传闻他们在组织第三党时把杨匏安列为发起人之一，杨匏安在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17期上发表《所谓第三党》一文，澄清事实。
1928年初，中共中央澄清了杨匏安的政治问题，安排他和罗绮园回上海工作。他们既走，语罕一个人在澳门便觉四无依傍，自然也跟着他们回上海。
【注释1】高语罕：《九死一生记》第71—75期，载成都《新民报》日刊1945年10月25—29日第4版“雄辩”专栏。
【注释2】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南昌起义》，第8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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