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语罕同杨匏安、罗绮园及他们的家人先到香港，然后转海轮到上海，在杨匏安一个亲戚家里暂住。
语罕穿着广东装上了电车，到亚东图书馆去。到了山东路，他便跳下车，慢慢走到亚东图书馆，一进门，也不打招呼，便往楼上跑。
汪孟邹看见语罕，又惊又喜，看他穿革命的广东服装太显眼，马上请人到衣店买了一件深灰色哔叽长衫给他穿上。语罕也不敢久坐，拿了几个钱，又回到杨匏安亲戚家里。
上海滩租界上普通的弄堂房子，大都是一楼一底，楼上分前后两部分：前者曰前楼，后者曰后楼，统称统楼面。统楼后身是楼梯，楼梯之后，一个较小房间叫“亭子间”，语罕就住在匏安亲戚家的亭子间里。
语罕初回上海，差不多有三个月没有下楼，极少出门，也没有去找丽立。直到阴历年底，语罕才写了一封信给她，丽立接到信，即跑来找他。见面简直认不得了，丽立瘦得可怜！语罕生活上既靠着亚东图书馆接济，自然不得不写文章作为代价。天天要用脑筋，却又丝毫不能运动，差不多等于坐牢。丽立每天从医院下班就跑来看语罕，语罕需要什么东西，她就买了来。
杨匏安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参与机关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罗绮园主编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匏安患有肺病，夫人的身体也很不好，生活异常艰苦。为了弥补家用，杨匏安在夜里加紧写作，还帮助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在第二天早晨上街叫卖。
语罕被编入由蒋光慈任组长，阿英、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为成员的春野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太阳社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由蒋光慈等人创办，语罕参加了成立大会。
阿英在一篇纪念瞿秋白的文章中回忆说：
“1928年，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当时中央干部参加的，有秋白、杨匏庵（安——引者注）、罗绮园、高语罕、郑超麟。秋白在工作上，有许多的指示，但因为政治工作繁忙，却没有写什么东西。只匏庵（安——引者注）、绮园，用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不久，杂志也遭了封禁。”【注释1】
春野支部党小组长蒋光慈，原名蒋如恒，在芜湖省立五中读书时，常面对长江吟岳飞的《满江红》抒发豪情，遂将原名改名“蒋侠生”。后又愤而想当和尚，改名“蒋侠僧”。后去苏联又改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他还有许多别名，鲁迅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或蒋光z。
1920年，蒋光慈由语罕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两次见到列宁。列宁病逝时，他专门写下了《哭列宁》的诗和散文，并在《新青年》发表《列宁年谱》，是较早宣传列宁著作的人。蒋光慈回国后，曾与语罕共同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26年，蒋光慈出版描述贫苦农民少年经过曲折的道路参加革命的《少年飘泊者》长篇小说，里面的蒋侠生就是蒋光慈，王持华就是王素华（学联秘书长）。他在1927年春完成的反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纪实小说《短裤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瞿秋白评价蒋光赤：“这个人太没有天才！”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注释2】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光慈在上海无法立足，遂逃到武汉，住在共产党办的长江书局里。他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的阿英、孟超和杨邮人酝酿创办一份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进步刊物。
同年12月，蒋光慈回到上海，租下了坐落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一家倒闭了的西点铺。西点铺门面不大，仅有三四十平米，前门靠着日本租界。蒋光慈用一块白布写上美术字的店名，用图画钉按在门内玻璃窗外，春野书店就算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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