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天津的《益世报》（中国天主教的机关报）特开一栏“九七老人的一日一谈”，请马相伯每日发表一篇谈话，时间长达三个月，特邀语罕为执笔记者，当时化名“王瑞霖”。
原来，此时语罕化名“王灵均”负责上海《申报》“读者顾问”栏目。陈彬和被上海《申报》馆总理史量才聘为总编辑，任社评主撰，对蒋介石不抗日之攻击不遗余力。
1933年6月，潘朗（公昭）以“浙江何君”的名义，致函上海《申报》“读者顾问”栏，揭露反动军队，倾诉自己衷肠，询问如何继续奋斗。当时，潘朗在军队服役，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力主奔赴前线，被军方勒令辞职。
数日后，语罕在《申报》全文刊登此信，并指出“真正为民众奋斗，就会得到人民和社会的支持”。此后，各地读者七八十人写信给潘朗，表示同情和鼓励。不久，在语罕的努力下，潘朗被《申报》馆录用，初任校对，后被聘为编辑，并参与该报社论起草工作。
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刺死，上海各界举行公祭。语罕也亲去参加祭奠，“当时骈四俪六或古色古香的祭文，真是五光十色。然当史先生创办的补习学校的学生读起他们用语体文写的祭文时，听者知与不知，莫不潸然泪下！”【注释1】
全国抗战情绪异常激昂，上海各校及各机关的青年中最坚决的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是身经五个皇帝、六个总统，“近代”的同龄人马相伯。他创办震旦学院，即复旦公学，培养出如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等学生。马相伯发起组织了多个支援抗日战争的团体，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名誉领袖。
语罕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从汇山路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徐家汇，七点钟和马相伯同进早餐，风雨无阻。
1935年10月5日，语罕和马相伯初次见面，老人正在他的小客厅里进早餐。他的早餐很简单：两个鸡蛋打碎，用开水冲一大碗；吃完后，再进苦咖啡一杯，佐以饼干少许；末了，则进水果（香蕉）一枚。午餐、晚餐同早餐一样。【注释2】
马相伯起居虽须人扶持，耳朵亦不大方便，然而精神却很饱满，谈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并时做手势以助其语气。马相伯的记忆力超凡，思路清晰，同语罕谈及人物、时政、学术等共67篇。
譬如10月18日，语罕向马相伯请教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马相伯：以余看来，研究中国的古文，自然要以《左传》为第一部好书。它的好处在什么样的体格都完备，什么样的美都有。有时候大气磅礴，真似长江大河；有时候细针密线，又似天衣无缝；有时挖苦人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时同人辩驳又语妙天下。此种谨严巧妙，几夺天工的文章，不但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视为宗匠；即现在做白话文，也应当奉为圭阜，至少要把它的不朽处承袭将来。”
王瑞霖：《左传》文字前半部与后半部简直两样。前半部的局势谨严，后半部的气度恢宏。
马相伯：（反问一句）什么道理呢？
王瑞霖：或许是春秋前一期还是封建经济时期，局度还限于部落的比较狭小的范围中。到了后来，经济发展，交通日繁，商业资本形成，已开战国之局，故其为文亦变而为浩瀚雄伟。
老人（点点头又道）：说也奇怪！左氏与司马迁之文与李、杜之诗，真是百读不厌。李太白的天马行空的天才，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他的诗却不能学，我们亦不教后生去学他。
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而他的性格却与李不同，他处处要积极救世救国，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意境高妙处，却又是‘想入非非’。
我们虽然学不到他，其实更不必死板地模仿他，然而它确实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极好的模范。不过杜诗虽是千古不朽之作，而他的赋却就一无可取。于此已可窥见文学与实际社会生活密切的关系。【注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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