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多所批评。譬如当时国民党正在制订宪法，马相伯却说那是自欺欺人。
“马相伯：宪法的第一任务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然而现在的宪法，本来就不是由人民大众的意思来写成的。至于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的法律，更是由少数人任意规定的，于宪法上所许给人民的自由平等，都可由少数人订定一种法律把它取消得一干二净。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如何能以建设真正的国家，如何能保全国家，又如何能以产生一种完美的国家的最高法典（宪法）？”
语罕在文末附记：“某所记老人所谈，容有未尽，然而大旨如是，绝无差池，记者执笔时绝不敢参加个人成见增损删润于其间，亦不敢以我见而有所去取，盖左史之职也。”【注释4】
再如，蒋介石当时亲自出马提倡“新生活运动”，全国到处尊孔，国民党要人纷纷出面鼓吹“礼教”。马相伯连续多次谈话对此大加批评，《一日一谈》的最后三篇文章即是谈所谓“礼教”问题：
“他们提倡礼教，自有他们的用意，因为他们心目中总横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糊涂主意，以为提倡礼教便可使中国人民俯首帖耳，听他们摆布。这么一来，他们便可稳坐江山，子孙万世，实则大错特错！所以我说果真实行礼教，则第一个受裁判的绝不是我们人民，乃是‘监守自盗’、‘知法犯法’的若干人！”【注释5】
诸如此类言论，为国民政府所难接受。蒋介石曾当面告诫于右任，“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益世报》“一日一谈”因政府之通告而停刊，旋又受南宁《民国日报》邀请继续发表。
马相伯每逢和语罕谈话，都非常高兴。语罕认为，马相伯的宗教和政治见解，自然不能强同，但是他那一种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烈的深爱，真使许多年轻人惭愧。语罕对马相伯的《金陵感怀》诗印象颇深：
多少楼台建上京，鹤归难认旧层城。
衰杨残月秦淮水，流出清秋呜咽声。
1936年2月，《一日一谈》在上海租界新城出版社结集出版。
“余去岁执笔侍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近三月，所述老人之‘一日一谈’，曾载天津《益世报》，寻又转载天主教某杂志，北方士子莫不翕然。惟两报所揭橥者尚非全璧，余方且惜之。适新城主人谓余曰：老人南人也，而其道不南，吾侪后生之耻也！易请诸老人？仆愿服刊印发行之役。因请诸老人，老人欣然曰：诺。惟关于国家学说，意犹未竟，阐发余蕴，俟之异日。余退而以全稿付新城，因述其颠末于此。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王瑞霖”【注释6】
1936年12月，马相伯由上海移居南京。关于他为何搬迁，有三种说法：一是天主教南京教区新任主教于斌邀请他前往帮办教务；二是蔡元培、于右任的建议；三是去为“七君子”辩护。
马相伯在上海的生活费，本由震旦大学按月供给，但去南京后，法国传教士便违反诺言，停止发钱。于右任非常生气，后来设法安排马相伯担任政府委员，领点儿津贴。
抗战开始后，语罕从香港回到南京，去拜访马相伯先生。当时马相伯住在李公馆，即江西李烈钧的住所。
语罕让小侄女立人站在老人跟前大声高唱救亡歌曲，为老人祝寿，老人乐不可支地对立人笑道：“恭喜你！恭喜你！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
老人又大声道：“你看！我们有了这样出色的小孩子，中国怎会亡国呢？但是转而一想，若是国家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弄亡了，那又怎样对得起她呢？她们这样可爱的孩子们呢？”
语罕怕马相伯伤心，连忙含泪辞别，并安慰他道：“老先生，话说得太多了，休息休息吧！我们改日再来看老先生！”【注释7】
【注释1】高语罕：《中学作文法》，第23页。
【注释2】马相伯口述、王瑞霖执笔：《一日一谈》，上海新城出版社1936年版，第1页。
【注释3】马相伯口述、王瑞霖执笔：《一日一谈》，第38—40页。
【注释4】马相伯口述、王瑞霖执笔：《一日一谈》，第90—92页。
【注释5】马相伯口述、王瑞霖执笔：《一日一谈》，第211页。
【注释6】马相伯口述、王瑞霖执笔：《一日一谈》，序。
【注释7】高语罕：《烽火归来》，第8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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