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还未尝过咖啡为何味，但还是摇着手说：“下次吧！”我转身上车，听见她在我身后喊道：“王思红，你真够朋友！下次你如果有事，告诉我，我一定帮忙！”几天后下午放学，因为中午下过雨，我穿着宽大的风雨衣骑车回家。
没骑几下，就听到车子“喀喀”直响。
我下来一看，却是车锁在磨后车轮。
我正想办法，却听有人问：“王思红，车子怎么啦？”我抬头一看，见身旁站着两个推着自行车的女孩，说话的是范古文。
她旁边那人个子稍高而略显丰满，长得慈眉善目，容貌端正，穿一件白色外衣，脖子上扎着一条绣着一朵红色牡丹花的白色方巾，其雍容之神气内敛于体，华贵之气度宛如牡丹，却是原一班闻名不熟识的学习好手张顺玉。
我道：“是车锁在磨后车轮。”
范古文蹲下来，看了一看，对张顺玉说：“你有绳子吗？”张顺玉想了一下，竟把系钥匙的绳子解了下来，也蹲下来和范古文一起把车锁捆住。
我们一起向校门骑去，校门口处泥泞得很，偏偏又有几个女生在那小心翼翼地走。
我骑到那里，想放慢车速，先让那几个女生走过去。
哪想到轮底一滑，连人带车竟都摔倒在泥水里。
我扶起车子，早已羞得满脸通红，哪还顾得上擦风衣、车子上的泥水，连眼镜都顾不得看一眼是好是坏，推着车子就跑出泥泞，跑上公路，飞身上车，头也不回地逃回家去……考试终于结束了，这堂是语文课，白老师（上高三后，学校调来教我们语文的）夹着试卷进了班级。
他把试卷重重往讲桌上一摔道：“你们怎么考的？真是一点基础都没有。”
说着，他拿起几张试卷道：“就这么四个同学及格，其他的全不及格！”白老师说完舔了舔嘴唇，又道：“那四个及格的，就又有三个是六十一二分的，只有王思红最好得八十一分。
你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学的？你们的脑袋都是干什么的？”说着，白老师气呼呼地在讲桌后面踱着步。
忽然，他站住了说：“你们连汉字的那七个演变过程都不知道？那可是初中的知识！”说着一指我道：“你起来说，是哪七个演变过程？”我站起来道：“是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白老师扶了一下眼镜，可能没有想到我会回答得这么流利，愣了一下，朝着其他同学说：“你们说，他说的对吗？”“不对！”“噌”地一下，从教室的右后方站起一人。
我一看，竟然是新任班长汪青卓。
他黑黑的面皮，黑得奇怪，冷眼看不像是中国人。
汪青卓咔吧着眼睛说：“应该是甲骨文、金文、隶书，然后才是篆书。”
没等说完，他就拍拍屁股，自己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一皱眉，心想：“这人什么学问？”这时，又“唰唰唰”地站起好几个同学，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竟出了四个答案，还有好几个互相支持的，就是没有支持我的。
我回头一看，竟全是原一班的同学，我们原二班的人一声没吭。
老白扶着眼镜转了两圈，指着站着的一个同学，先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说：“赞同他说法的人举手。”
有几个人跟着举了手。
老白看了看举手的人，又去问下一个。
次第问到汪青卓时，老白笑道：“你就是新任的班长汪青卓吧？”汪青卓很自豪地点了点头。
老白又说：“同意汪青卓说法的人举手。”
这次举手的人多了起来。
最后，老白看了看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思红。”
我回答道。
我回答的声音并不大，却似乎感到全班（连老白在内）都跟着一动。
老白看了我很久，点点头说：“不错，黑亮黑亮的头发，浓浓的眉毛，大大的鼻子，厚厚的嘴唇，两耳有轮，戴一副变色近视眼镜，好一个棋哲双馨独王子，文笔一支思红颜。”
说着，他又点点头，“我早就听说过你。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文章已经在市里获奖了！”我一愣，开始怀疑自己的听力。
老白笑了：“你的作文写得不错，既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又有独特的哲学理念。
像《残菊愁赋》啦，写蔺相如和廉颇的那篇文章啦，写运动会观感的那篇文章啦，真是写得好极了！”然后，他面向同学们道：“谁赞同王思红的说法？”老白环视了一下教室，然后把目光落在汪青卓的身上，说：“你不同意吗？”汪青卓也环视了一下教室，见这个教室里只有三个人没有举手：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老白。
于是，他“嘿嘿”一笑道：“哪里，哪里，我举双手赞成！”说着，他一下子竟举起了两只手，而且越举越高，像要把屋顶举起。
间操，全校学生都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众目注视着领操台。
此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我的作文《我是败者》获得了大庆市中学生政治小论文竞赛的二等奖。
我登上领操台，云崖暖校长拿着一枚印有“S高中一杆笔”的六个红底金字的圆柱状荣誉校徽，挂在了我的胸前。
此时，台下掌声雷动。
我从云校长手里接过大庆市教育局颁发的荣誉证书，把它高高举起，在空中挥动。
荣誉证书上绚丽的红色映红了十月五日这光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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