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还没到，生意已如七月的骄阳火腾腾的。水仙、百合、波斯菊，束花、盆花、吊花，哪种卖得都好。来扫墓的没几个砍价，即便砍价也不像买菜的老太太那样死磨硬缠，顶多试探性地问问。祭奠逝者，花总是要买，卖花的也摸准了对方的心理。这年头什么都涨，土豆都三块多了，花价自然也往上蹿，嫌贵？甭买好喽。这是卖方市场，一口价！
在所有卖花人眼里，只有杨芬是另类——买主杀价，她立马松口。五十元的花篮卖四十五，二十元的花束十五就出手了。杨芬不傻，比任何人都知道钱的好，也不是故意和别的卖花人作对。她心软。扫墓人不是普通买主，眼睛或浸着悲伤，或含着忧郁，尽管与杨芬无关，但杨芬和那些眼睛对视，心就会隐隐地痛，他们砍价，杨芬咋能不应呢？比如那个戴着红框眼镜的女孩，买花时泪珠还扑噜扑噜掉，杨芬不少要五块钱，黑夜会睡不着觉，仿佛干了亏心事。那些卖花人都不和杨芬说话，偶尔搭话也是冷嘲热讽。不说就不说吧，杨芬只想相安无事。一次，杨芬内急去了趟厕所，花篮花束都遭了打，东一束西一束，有的则成了花泥。杨芬和孟亚说，孟亚说你是不忍心，那些卖花的认为你是不正当竞争，当然要报复你。孟亚劝杨芬换换脑子，心该硬则硬，不然会和同行发生更大纷争。杨芬默默点头，可买花的只要砍价，她依然没有定性。所以，那些卖花的依旧孤立她。
杨芬的花摊在旮旯，生意不如别人好。但并非卖不动，不过别人卖得快，她卖得慢，别人卖得多，她卖得少。她晓得这个，上花也比别人少。杨芬也不吆喝，安静地坐着，像个道士。
大约正是这份安静吸引了那个人，杨芬得以和他相识，开始了她在京城的传奇——这个词是孟亚嘴里跑出来的，他还酸不溜溜地警告，可别被人家哄了啊，好像那个人和他一个德行。每次孟亚乱说，杨芬都想把那块黑乎乎的毛巾塞进他嘴巴。
三年前的清明节，杨芬第一次见那个人。他穿着古铜色夹克，行走缓慢——腿似乎有点儿瘸。后来，她知道他崴了脚。卖花人注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穿着和走路姿势，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来祭扫的。买花吗？想要什么花？那些卖花的热情地招呼，就差拦截了。那个人边看边走，不点头也不摇头，越过众多摊位，径直走到守在墙角的杨芬这儿。他选得很细，一束花的花朵间夹了片枯叶，他轻轻夹出来，再轻轻一揉，弹到地上。仿佛怕枯叶粉末沾花瓣上，他连吹几口气。一种没来由的情感攫住杨芬，杨芬的心又隐隐痛了。那个人离去好一阵，她才意识到忘找钱了。她快步追去，叫住他。那个人接过她递上的五十块钱，盯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他从公墓出来，再次走到杨芬面前。那时，祭扫的人已经多起来，杨芬很忙，那个人插缝和杨芬聊天，问杨芬什么地方人，在哪儿租住，末了问杨芬能否给他推荐个老乡，他想找个钟点工，每周工作半天。杨芬脱口道，我行吗？就这样，他成了杨芬的雇主。杨芬上午卖花，正愁下午没事干。虽然一周干半天，可一个月下来也二百多块钱呢。
一干就是三年，有时他在家，有时不在，杨芬没遇到第二个人，他似乎单身。不，他就是单身。这是杨芬的感觉，过去他不是，现在他绝对是一只孤雁。女人的照片，公墓祭扫，那个人忧伤的眼神，杨芬虽不知他的经历，但这些已让杨芬隐约猜到他的故事。
每个清明节，那个人——某次，杨芬在茶几上看到他的身份证，知道他叫吴连生，但她习惯称他那个人——准第一个到达，像急着和谁约会。不，不是像，就是约会。待那么久，不是约会是什么？杨芬生怕与他错过，天黑就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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