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洲觉得，还是选择公路沿线的学校比较好，交通方便，容易出亮点不说，也便于上级领导下来视察时参观。耿天明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钱，更应该用到偏僻农村的村学里去，尤其是那些条件过差、经济基础也较为薄弱的地方。在项目命名上，李维洲倾向于用“ⅩⅩⅩ廉政学校”或者“ⅩⅩⅩ廉政小学”这样一个名称，醒目，一看就知道是纪检系统的活计。耿天明还是不同意，他笑着说：“老李啊，你不觉得‘廉政小学’这样的称呼太扎耳吗？还是委婉点的好。我看啊，就叫‘ⅩⅩⅩ红星小学’算了。”最后，耿天明还半开玩笑着补了一句：“‘红星’者，‘红心’也，一样嘛。”
“廉政小学”也罢，“红星小学”也罢，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分歧，李维洲就不再坚持，“红星”就“红星”吧，听上去也还有那么点意思在里面。具体新建或者改造哪所学校，由耿天明亲自把关。耿天明选的第一所学校，就是一所只有十来个学生娃子的村小学，不通公路不说，连电都不通，村里人还在使用非常原始的煤油灯。
李维洲很是不解：没道理嘛，该村子统共不过二十来户人家，还住得非常分散，这个山头两三户，那个山头五六户，选这样一个点给谁看啊？更让李维洲奇怪的是，耿天明老早就放出话来，不光项目开工的奠基仪式他要亲自参加，落成典礼他还要亲自参加。这可急坏了该乡镇的书记乡长，又是忙着组织人赶修公路，又是忙着协调电力公司给该村拉电。
连着几次，李维洲渐渐看出点意思来：书记耿天明重视这项工作不假，只要是用廉政账户上的钱开工建设的学校，耿天明不管再忙，都要抽出时间参加奠基仪式和落成典礼；但更重要的，耿天明是在变着法子逼乡镇领导，廉政款项解决学校问题，逼着乡镇领导解决僻远乡村的道路问题和用电问题。
耿天明选的点，基本上都是不通公路、不通电的村子——县委书记亲自下来，哪个乡镇领导敢大着胆子让他步行去参加奠基仪式啊？想通这一点，李维洲对耿天明佩服得真是五体投地：不哼不哈之间，工作就逼着乡镇领导干了，还大都干得漂漂亮亮；反过来，乡镇领导们还以为是在拍县委书记的马屁哩。
数年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间，用廉政账户上的资金已经捐建了十二所村学，粗略估算一下，十二所村学大概用去了1500多万……这个数字吓了李维洲一跳：1500多万？加上这次的188万，接近两千万了，这如果要杀头的话，得杀几次啊？要坐牢的话，又得坐多少年？
身为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维洲清楚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庞大到足可以让普通老百姓心惊肉跳的数字——意味着什么。究竟是哪一级别的领导干部，可以收受到数目如此庞大的行贿款？……城建局长？不像；国土局长？也不像；抑或就是财政局长沈玉成？也不像嘛。以李维洲对沈玉成的了解，他从来不记得沈玉成是那种清廉到高风亮节的领导干部啊。哪会是谁呢？县长虞有顺？或者是哪个副县长？要不就是县委这边的某个领导：常务副书记马立均？组织部长张庆海？虞有顺的权力欲望非常强；马立均呢，又滑头得紧；组织部长张庆海虽然有调整干部人事的权力，但还得受县委书记耿天明的钳制……可能性好像都不大嘛。
还有一个人值得怀疑，那就是县委书记耿天明。一千多万两千万虽然数目足够庞大，但如果一个县份的县委书记处心积虑想贪污腐败的话，收受这样数目的行贿款也不是没有可能。
前段时间，媒体披露了一位国列贫困县县委书记的腐败案子，该县委书记被双规以后，查出来的贪污腐败行为触目惊心：该县委书记上任一年零三个月，干部人事调整、重大建设项目招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政府采购等等权力，一股脑儿全抓在手里，收受贿赂财物总价值2800多万元，平均每天进账6万多块钱。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该县委书记竟然振振有辞地诡辩，说什么全国上下的县委书记跟他一个毬样儿啦，没有贪污腐败行为的指定没有；说什么隔墙扔砖头哩，刚好砸到他头上啦，自己运气太差呗……看看，一丁点儿悔过的意思都没有。
怀疑归怀疑，李维洲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他的直觉欺骗了自己，这些款项不是同一个人打进来的，而是若干个人或者某一批人打进来的。不管怎么说，有人把来路不明的钱财打到县纪委的廉政账户上，终归是件好事情。李维洲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跟桥南裕乡的乡长林文辉联系一下，问问桥南裕乡南山小学的情况怎么样。
李维洲准备建议耿天明把这次的两笔款项放到桥南裕乡的南山小学去。原桥南裕乡党委书记牛怀义挪用市上下拨的植树造林专项资金，原本应该植树的地方被刷上了绿漆，结果一头栽了进去，先是双规，后是批捕。乡长林文辉虽然只背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但也是戴罪之身——就权当给桥南裕乡一个机会，让乡长林文辉将功赎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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