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
查先生离去不久，又有一个好朋友走了。本来，我会将一些好玩的事写在一个叫《一趣也》的专栏，但人已逝，怎么“趣”呢？我一向是一个只把人生美好告诉读者的写作人，和你又无所不谈，所以还是把这些带有点悲哀的往事写信给你吧。
记得以前我们都住在邵氏宿舍时，到了深夜还在喝酒，我曾经把我留学日本时认识的一个叫久美子的女人的事讲给你听过。这位久美子，也在最近去世，她比我大八岁，屈指一算，也有八十六岁了。
消息是新加坡友人黄森传来的，他们都住巴黎，一向有联络。最后一次见久美子，也是黄森带我去的，是去年的事。当他说起久美子已被她女儿送进老人院，我感到无际的伤痛和愤怒。老母亲，说什么也应该住在家里的，一讲到老人院，我脑子即刻出现电影中的兽笼和虐待。
就那么巧，我因公事到了意大利，也就去巴黎打一个转。老人院就在巴黎郊外，我们包了一辆车子，带着花店最大的一束花。
原来法国的老人院没那么恐怖，有点像教堂后面修道女的宿舍。依着房号找到了她。啊，久美子整个人是白色的，脸苍白，头发白，只有那两颗大眼睛还是乌黑明亮，瞪着我，一脸疑惑，她已是老年痴呆，认不出是我，但是不停地望着，带着微笑，一直问自己，这个男人是谁？
倪匡兄说过，即使会紧握着对方的手，也不表示认得出是你，那是自然的反应，像婴儿，你伸出手，便会紧紧地握着。
到了探望期限，不得不放开她。
原来久美子的女儿知道妈妈已不能一个人生活，又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工作照顾，才出此下策的，我也只能说我理解，但心中还是对他们有点怨恨。
在留学期间，我半工半读，一面念电影，一面为邵氏公司买日本片的版权在东南亚放映，当年几间大日本电影公司都在银座，我们的办事处也设在不远的东京车站八重洲口，步行还可以到达的有一个叫京桥的车站，再过几步路，就是“东京近代美术馆”，三楼有个电影院，日本和法国的文化交流节目中，互相将自己的一百部经典轮流上映，法国片放完后就是日本名作，那是我们电影爱好者不能失去的机会。
我买了整个节目的门票，学校也不去了，差不多每一天都流连在美术馆中，时常遇到的，是一个长发女郎，中间分界，天气冷时常穿着一件绿色的大衣，身材很高，腿也不粗。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终于主动开口，接着的事很自然地发生在年轻男女身上，饮茶，吃饭，喝酒，身体接触。
当我听到她比我大八岁时，我也不是太过惊讶，当年和我年纪相若的女子我都会觉得她们思想幼稚，我不记得自己喜欢过比我年轻的女孩子。
久美子出现在美术馆看戏，和她的工作有关，当年她在一家叫UniFrance的公司做事，是发行及推广法国电影的组织，办公室也在银座，我时常去玩，从他们的八楼，可以望到隔壁的圆形建筑，叫“日剧剧场”，专门表演**，满足乡下来的日本人和外国游客的好奇心，我时常开玩笑地说如果有个窗子能望到舞娘们化妆室就好了。
在她的公司的人，后来谈起来，都是有关联的人，有一个叫柴田骏的，后来娶了东和公司老板川喜多的女儿，我们一伙经常喝酒聊天至深夜。
来她公司玩的还有一位韩国纪录片导演ChrisMarker，为法国新浪潮电影中一个主要的人物，作品《堤》（LaJetèe，1962）影响了众多电影人，连美国科幻电影《十二只猴子》（12Monkeys，1995）也从此片得到灵感，大量地借用了片中许多元素。
ChrisMarker一见到久美子，惊为天人，非为她拍一部纪录片不可，结果就是《神秘的久美子》（LeMystèreKoumiko，1965），各位有兴趣，也许能在网站上找到。
一天，久美子忽然向我说要到她一生向往的法国去了，我当然祝福她，并支持她。我送她到横滨码头，她上了船到西伯利亚，乘火车到莫斯科，再飞巴黎。记得当年送船，还抛出银带，一圈圈地结成一张网，互相道别。
这么一走就像一世纪，她在巴黎遇到一个越南和法国的混血男人，结了婚，生了一对孪生的女儿，后来丈夫离她而去，剩下她一个人把那两个女儿抚养长大，靠着那微薄的出版诗集稿酬，住在St.Germain区，对着坟场，写她的诗，不断地写。
诗中经常怀念着哈尔滨，她的出生地，后来也回去过，写了一本关于哈尔滨的书，她似乎对这个寒冷的地方有很深厚的感情。今年秋，当友人们说要去查干湖，会经过哈尔滨，我即刻跟着去了，半路摔断了腿，我撑着拐杖，去哈尔滨的地标，俄罗斯教堂的前面，拍了一张照片，我希望下次再去巴黎看她时，让久美子看一看这张照片，唤起她的记忆，也许到时久美子会认得出是我。
迟了，一切都迟了。
再谈
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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