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达娜是我的语言老师，今年28岁，长得十分漂亮，身材在荷兰女人里算上乘。她这个人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一热血愤怒青年。这个热血主要表现在外部。其特征是不管天有多冷，她都一定恪守坚持穿超低领毛衣，坚持穿超短裙，坚持露出纤腰，坚持光腿穿丝袜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后果就是她的声音永远透着那么一股沙哑的性感或者带着浓郁的鼻腔拖音，再加上我们对话时为了沟通更快捷，她就会以大量肢体语言来辅助。我显然在这方面不如她，她讲一段话能翩翩起舞一段半，经常话都说完了手还没舞完，身姿曼妙可人。她能用身体表示很多内容，包括形容词。这样一来，她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更接近于明星了。
我们这个班，老师一名，学生一名。每周上三节课，每次一个半小时。没同学倒算了，连正经课本儿也没有，我俩实际上就是在聊天儿，说到哪儿学到哪儿。她是波斯尼亚人，这点很重要。话说她的故乡，她们族和塞尔维亚族打仗，打来打去不可开交。用她的话说，她的童年那叫一个惊险啊，基本上是在连绵战火中度过的。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
经我要求，她把她们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打架过程讲了一遍，耗时一周，共计三节课。我讨好地说：你们有理。然后她又把她们族因战争受到的损害讲了一遍，又耗时一周。我附和地说：他们没理。我以为她能把我引为知己，但让我惊奇的是，她说起过去，语态平和，神情自然，说起塞尔维亚族也没有想象中的国仇家恨，义愤填膺。她更多的是感叹，感叹战争带来的灾难，感叹因战争失去的平静生活。她讲得最多的是她自己的生活，14岁就离开家乡，辗转求学，一步一步，直到现在。她的态度让我想起很多，想起过去的、曾经的、现在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为某些既成的事实或者暂时不能改变的现状而正在忽略属于个人的生活呢？
上课内容从战场回到了大后方。她开始提问：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你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以前的职业是什么？你先生的职业是什么？你爸爸是政府官员吗？我先生？我先生不就是一个化工公司的普通工程师嘛。我爸爸？我爸爸只是一个退休高工，怎么就扯到政府官员了呢？我不怪她问话问得不对，我只是感觉像针扎了一下。我说：你刚才说的我没听懂。维达娜是多么厚道啊，她显然没意识到能听懂波黑战争却听不懂你父亲是什么职业这两者之间有多么大的反差，直接就被我引到单词和语法上去了。后来我们很熟悉了以后，我问她为什么要问我爸爸是不是政府官员，她解释道，塞尔维亚族为了建筑防御工事，曾雇用了一大批中国劳工，这些中国人在那里集中居住，形成了一个中国城。她小时候经常看到这些人，她感觉我和他们不太一样。她说完以后，顿了一下，加了一句：他们都是中国的农民吗？我又被针扎了一下，我告诉她：我爸爸是农民，我也是农民呢，我爸爸的爸爸，爷爷的爷爷全是。她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的茶轻轻推到我手边。
前面说过，我是一个小心眼儿，不怪别人，是我自己的问题。她的话伤了我的小小的自尊心。我变得很敏感，像小兔子一样竖着耳朵，只要是我觉得小针又扎了，就马上声称这段话听不懂了，讲解也没用，还是听不懂，一个词儿都不懂。每到这个时候维达娜都会重复那个动作，轻轻把茶推到我手边。我猜她其实是理解的。
刚到荷兰的时候，我很苦闷。维达娜知道后，就热心地帮我从网上收集有关中国的新闻。小兔子反应无比迅速地一口回绝：不！颇有牛卖了之风。她却更得牛卖了真传，非要当这个雷锋不可：下节课上课的时候我把新闻从网上下载下来送给你啊。到了上课那天，小心眼儿就在家里装神弄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头疼，反正就是赖着不肯去。最后我的家长也就是我先生只好硬着头皮去替我请假。先生叹口气说：她也是一片好意，你自己太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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