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的确都好好的——大体上说。他们依然住在我和姐姐从小长大的那幢房子里——是一座砖墙的盐盒式房子,窗台也是砖头砌的。门外的水泥台阶已经裂了口子,台阶一侧有铁栏杆。房子里所有的窗户都不太好关,所有的窗玻璃也都彻底磨花了。窗户外面的灌木丛因为经常不按时修剪,会从窗户缝里戳进来。有一间半地下室,里面塞满了留着“以后”用的东西,然而这个“以后”从来就没发生过。屋顶烟囱的地方有些漏雨。房间的天花板很低,门厅都用薄薄的板子包着。光线随意地照在家里的每一件物品上——从茶几上的陶瓷塑像,到那堆攒下来的火柴盒,还有餐具柜里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瓷器。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已经把厨房餐厅合二为一的区域作为自己发挥余热的舞台,把那里简单装饰了一番:安了一排卡座,外加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把空间填得满满的。想要从吃饭的餐桌旁边绕过去,进到他们在一扇窗户底下给自己做的“鸟窝”里面,还是需要一点功力的——按照我父亲的解释,此时此刻,倒下的那棵树的树枝正好杵在那扇窗户上,枝丫都蜷在一起。
我去了一趟。这对我来说不难。我住的地方离他们大概十五分钟车程,这一点,你可以认为是件令人沮丧的事——几乎一辈子都待在从小长大的地方。不过,我倒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事实上,我觉得挺好。况且,要是确实有理由需要搬家,比方说因为工作,或是我妻子想搬,我会搬的。我姐姐也没挪过地方。她也住在西雅图,而且她不止一次说过:“干吗要搬啊?”
我父母家后院里倒下的是一棵云杉,是被最近的一场暴风刮倒的。树干从顶部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折断,那些枝丫现在要么戳进泥里,要么朝天上竖着,好像硬硬的胡楂儿。树皮、针叶还有球果在院子里落了一地,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树脂味。我用一把油锯清理战场,直到院子里恢复了应有的整洁。接着,我便和父亲一起猫着腰钻进车库后侧角落里那个用雪松木搭成的棚子,去看他的车。车库已经摇摇欲坠,快散架了,旁边是一段满是腐叶的天沟。车的前排驾驶座那里被撞扁了,其中一盏前灯摇摇晃晃地耷拉着。“是这样的,”他说,“等我开到家——撞车的地方离这儿只有两个街区——冷却箱里的水全流出来了。所以现在只能停在这儿,得等我把原因找出来才行。”
* * *
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去接父亲上班时,他已经穿戴整齐,站在门廊里等着了。他一手抓着长度到脚的雨衣,另一只手拎着一个买菜用的塑料袋,坐进我的车里,似乎满心期待的样子。我感觉。
我们出发了。我闻到了Vitalis发胶的香味。父亲戴了一条卡夹式领带,穿着背带裤,外面套了一件单排扣的夹克。他多少年都是这身打扮,或是跟这差不多的搭配,以前看着还是挺精神的。可是现在,这身衣服在他身上却显得特别大,好像借来的一样。像他这样身材精瘦的老头容易让人觉得讨厌,尤其要是再配上皱着眉头的表情,就更不招人喜欢了。要是在一群年轻人里,那样的人连呼吸都仿佛散发着对生命以及对死亡的憎恶。不过,父亲不是那样的。他没有那种凶巴巴、冷冰冰的感觉。他的眼神依旧灵动,跟你说话的时候,脸上总带着笑。他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热情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到了市中心,我把车开进他办公室楼下的车库里。“你要不要上来坐坐?”他问,“还是直接去图书馆?”
前一天,我为了让他确信开车送他上班不会给我添麻烦,就跟他说我要去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当然,我是骗他的。)可是,这会儿才七点四十五,图书馆十点才开门。于是我跟他说,还没到时间。
我们下了车。父亲把雨衣搭在一边胳膊上,另一只胳膊上挂着塑料袋,在车库光秃秃的灯泡下面大踏步地往前走,好像迟到了似的。他伸手冲车库收费亭里的工作人员示意,跟人家打招呼,那人也冲他竖起拇指,作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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