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接起电话，把座椅转过去面向窗户，好给自己一点私密的空间，而我则坐在那里，凝视着他办公桌上的一个相框——是我在他75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相框里的照片上，我和他两个人在阿拉巴马最高峰切哈山的邦克塔上。我们俩去阿拉巴马，是因为我受邀去伯明翰参加一个读书会，是关于我写的一本书，于是我便邀请他跟我一起去了，而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俩都像游客一样，租了一辆小车四处晃悠。比如说，在伯明翰民权研究所，我们俩跟在一群小朋友后面参观，看了一件又一件展品。了解罗莎·帕克斯、了解布朗诉托彼卡教育局案以及公交车抵制运动和午餐柜台静坐事件是一回事，而在了解这些历史的同时，身边围着七十名四年级的小学生，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展览路线的最后一站，是一段关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大银幕录像，播放的是他那场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呈现在我和父亲以及那群挤挤攘攘的孩子面前的——孩子们已经基本安静下来——是国家大草坪的全景画面，还有慷慨激昂的听众和那长方形的、波光粼粼的倒影池。画面里，金博士讲到“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我扭头看向父亲，只听他正喃喃自语：“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和父亲在伯明翰期间，还参加了一场社交晚会。晚会是在一对夫妇家的大厅里举行的，这对夫妇也是我这次来阿拉巴马出席的读书会的支持者。我谢了他们，并同他们握手。接着，他们把吧台的位置指给我们。我和父亲便去拿了饮料。我们刚把饮料拿到手，男主人便用勺子敲了敲自己手中的酒杯，直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他向大家表示欢迎，又伸手指向我，称我是“此刻的明星作家”，并感谢我和父亲“不远千里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赶来”，接着，他提议大家向我们举杯——大家都举了——然后这部分工作就结束了，我们便在他的宅子里四处晃悠。他的宅子有很多个房间，都装饰得非常考究。组织这场晚会的是各种捐助人，他们和今晚的主人一样，都是读书会的举办者，因此参加晚会的人就包括了捐助人、组织者、读书会委员会成员、位于伯明翰的阿拉巴马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师生、大学里的一名管理人员、市里一位艺术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一名跟大学没什么关系的小说家，还有一对开书店的夫妇。据说，那天下午我做签售的那家书店就是这对夫妇开的。有人告诉我，这种类型的社交晚会每年会举办三次，每次在不同人家的宅子里轮流举行，这样大家就可以和其他地方来的作家见面问好。这是一个系着腰封、打着领结的男人告诉我的，他把我和父亲堵在一个壁炉旁边，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挺酷的女人——涂着赤褐色的口红，柔软亮泽的齐肩短发向内微卷——这两位都是红光满面，轻松随意得近乎鲁莽。他们介绍自己是洛伦（Loren）和劳伦（Lauren），劳伦还补充说，十三年来——他们结婚十三年了——两人一直在向人们解释“洛伦”和“劳伦”两个名字的差别，每次大家都觉得很好笑，他们俩都习惯了。“没错。”洛伦接着解释说，听到洛伦和劳伦，几乎每次对方的反应都是“什么？”或者“再说一遍？”，要么就是“也许你们俩当中的一个人应该取个昵称”。“但我们不用昵称，”他说，“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洛伦和劳伦’的梗是很好的开场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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