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献给谋杀的供物》予以进一步观察之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时序拉至日本推理刚刚越过黎明期的“乱步时代”。
1925年，“日本推理之父”江户川乱步在《新青年》杂志的新年增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D坂杀人事件》（D坂の殺人事件），该作予人最大印象的除了那桩堪称经典的“密室杀人事件”外，明智小五郎初显身手也是后世必然提及的内容。但不无遗憾的是，大概鲜有推理读者会把该作舞台是家古书店这一事实铭记在心吧，而恰恰其很可能是日本的“古书推理”第一作。没有被普通推理迷所记住的这一细节，本身也说明了如此事实：“古书推理”的魅力未达量级。如果按照“古书”与“推理”的结合紧密度来分析，这大概只能算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因为该作对“古书”素材的引用，仅仅是停留在以古书店为舞台，并稍有提及谷崎润一郎的《途中》、卡斯顿·勒鲁的《黄色房间的秘密》这两部作品的层面。前文提到的很多作品，包括阿婆的那本《藏书室女尸之谜》，差不多都在这第一阶段，或者只比之程度更紧却尚未引起质变而跃升一级。
1933年，埃勒里·奎因（ElleryQueen）以自己的“另一个面具”巴纳比·罗斯（BarnabyRoss）发表了在欧美推理小说史上最赫赫有名且成书较早的“古书推理”作品，这便是著名的“雷恩探案系列”的谢幕演出——《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DruryLane'sLastCase）。该作中，一部离奇失窃又被归还的珍本“古书”成了制造谜团和解决案件的重要一环。这种直接将“古书”素材引为推理道具之一的做法，代表着“古书推理”发展的第二阶段，上文述及的名作《〈我是猫〉杀人事件》亦在此属。值得一提的是，为“日常之谜”宗师北村薰赢得第六届本格推理大奖的《日本硬币之谜》[10]（ニッポン硬貨の謎），其实可以算作此阶段的一个“特型变种”，即生造一本其实并不存在的书来演绎推理之趣（伪称是奎因“国名系列”的全新作品，内容讲的是他在访问日本期间，偶遇一桩幼童连续谋杀案，并受警方委托侦破了这一大案），或可称之为“伪书推理”[11]。然而，由于这部作品的结构过于特殊[12]，是否能作为“古书推理”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尚值得商榷。另外，“古书”的道具型态及其处理方式，与本格推理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作中作”相比，其界限和区隔又在何处，这又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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