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描述过我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初次会面时的情景。从那以后，我又在他华盛顿的家中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日子。他美丽的家坐落在布赖顿岛海角的中心，毗邻巴代克，巴代克这个小村落因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的书而闻名。我喜欢听贝尔博士给我讲解他所做的实验，时而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时而在辽阔的巴拉斯德奥尔海岸上，有时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还时常帮他放风筝，博士通过放风筝来了解空气动力学，并期望借此发现控制未来飞行器飞行的规律。贝尔博士精通多种科学，而且具有一种魔力，哪怕是最艰涩难懂的理论，只要一碰，就能把那些学科变得生动有趣。他会让你觉得，如果你也多花一点时间，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发明家。他也有幽默和浪漫的一面。他最主要的**
就是对孩子们的爱。当把一个失聪的小孩抱在怀里时，他简直高兴得无以复加。他为聋哑人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将保佑一代一代的儿童健康成长；我们爱他，不仅因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还因为他唤醒了他人心中的希望。
我在纽约生活的两年间，曾有很多机会同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交谈，但是我并不会特意去见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我第一次会面。都是在我的好朋友，劳伦斯·休顿先生家里。我很荣幸地到过他家里拜访过他和亲爱的休顿夫人，还参观了他家的图书馆，并且阅读了他那些富有才华的朋友们写给他们的信，信中饱含感情，也不乏很有见地的思想。休顿先生善于挖掘每一个人暗藏着的优秀思想和善良品质。你不用阅读《我所认识的一个男孩》就可以了解他，他是我认识的最慷慨、最善良温和的男孩，也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你不离不弃的挚友，他不仅这样对待同胞，也同样对待小动物。
休顿夫人也是那种“患难见真情”的朋友。我被浓浓的友情所包围，拥有了最珍贵的礼物，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她。她时常给我劝诫，并帮助我完成大学的学业。每当我学习身处困境而心灰意冷时，她就会写信给我鼓励，让我重拾信心和勇气；从她身上我明白了只有完成眼前困难的任务，才能让下一步路途变得平坦容易。
休顿先生还把他很多文学界的朋友介绍给我，包括大名鼎鼎的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和马克·吐温。我还见到了理查德·沃特森·吉尔德先生和埃德蒙德·克拉伦斯·斯泰德曼先生，还结识了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先生，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也是我最挚爱的朋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同情心如此宽广，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记得有一次，沃纳先生带我去拜访可敬的“林地诗人”——约翰·巴勒斯先生。他们都是心地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正如他们笔下的散文和诗歌一样散发着宝石般的耀眼光芒。当然，我跟不上这些文学巨匠们的速度，他们在不同话题间高谈阔论，针砭时事、妙语连珠。我就像小阿斯卡涅斯一样，步履蹒跚地跟在英雄父亲埃涅阿斯身后，随着大部队向前方目的地进发。但是他们也同我热情地谈天说地，吉尔德先生向我讲述了他趁月色横穿撒哈拉大沙漠到金字塔去的经历，给我的一封信中，他特意在落款那里留下一个深深的标记，这样我就可以在纸上摸到它了。这让我想起了希尔博士，他习惯在给我的信中用盲文签上他的私人签名。我还通过马克·吐温的唇语“阅读”了他的一两篇小说。马克·吐温无论讲话还是做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同他握手时，我能感觉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即使他机智诙谐地言针砭时弊，仍然能感觉到他那如同伊利亚特一样的慈悲心肠。
在纽约我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物：比如令人敬爱的的《圣·尼古拉斯》杂志社的编辑玛丽·曼普斯·道奇夫人，还有《爱尔兰》一书的作者，里格斯夫人（即凯特·道格拉斯·维津）。我从她们那里收获了许多礼物，她们的爱心、记述她们个人思想的书籍、启迪心灵的书信，以及那些让我爱不释手，描述了一遍又一遍的照片。当然，在这里不可能把我所有的朋友一一介绍，而天使般的他们给予我帮助而不求回报，也不希望我讲出来，这些情感是远非冰冷的打字机所能表述出来的。因此，要讲述一些关于劳伦斯·休顿夫人的事情，我起初非常犹豫。
我还要提一提另外两个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肖夫人，我经常去她在林德赫斯特的家做客。她慷慨大方、为人热情，她的言语总能宽慰，人心，在同她交往的这些年里，她给予我和我的老师帮助和劝慰从未停止过。
我当然不会忘记另一位于我有恩的朋友。他统领着巨大的产业帝国为世人所熟知，他杰出的才能赢得了世人的赞誉。他待人友善，总是默默地四处做慈善。我不能在此提及他的名字；但是，我一定要感谢他慷慨无私的资助，否则，我不可能迈入大学的校门。
因此，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们成就了我的生活和我的故事。他们想方设法地把我的缺陷转变成一种难得的特权，使我在被剥夺了光明和声音之后，仍然可以坚定而幸福地走下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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