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曼先生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语文学。我们一起阅读《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1775），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学识广博，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对英语文学的讲解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与我在课堂里听到的那些教条的浅显讲解截然不同，使我切实体会到了学习的轻松与快乐。
伯克的《演讲》比我读过的任何一本政论书籍都具有教育意义。随着书中动荡的年代我心潮澎湃，两个对立国家的关键人物好像就在我的面前。我读着读着就开始疑惑起来，面对伯克那激昂澎湃而富于雄辩的演讲，乔治国王和他手下的大臣们怎么能够对伯克的警告预言充耳不闻、置若罔闻呢？并且置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于不顾。我在接下来的阅读中逐渐了解到，这位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令人失望的党派斗争关系。我觉得，如此珍贵、蕴涵着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被湮没在无知和腐败的野豌豆中，真是令人费解。
麦考雷写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怎么看都觉得有趣。我的心随着那位在克鲁伯街上啃面包吃的落魄男人的命运转折而起起落落，他虽然身体和灵魂遭受双重磨难，但是仍然待人友善，还会帮助那些贫穷可怜的人。我为他的成功而欣喜，为他的错误而难过，我很惊讶，他的意志和灵魂从来没有被生活的重压压垮。尽管麦考雷才华横溢，他的文字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件平常小事写得新奇别致，但是他的自信时不时令我厌倦，还有他经常为了追求语言效果而不惜牺牲真实性也让我产生了怀疑，我所推崇的是“大不列颠的狄摩西尼”那样令人敬畏的雄辩演说。
在剑桥女子学校学习期间，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与同龄的正常女孩共同生活和学习的快乐。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住在一栋与学校相连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曾经住过豪威尔先生。我们就像住在家里一样。我和她们一起做游戏，她们的很多游戏我都参加，包括捉迷藏和打雪仗
；我们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功课，一起大声朗读感兴趣的事。有些女孩学会了同我“交谈”，这样苏利文老师就不用为我复述她们的话了。
那一年的圣诞节，母亲和小妹妹来这里和我一同庆祝，热心的吉尔曼先生还邀请米尔德莱德来他的学校读书。就这样，米尔德莱德和我一起待在了剑桥，六个月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在学业上互相帮助，生活中一起分享快乐。
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参加了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备考试。考试科目有初、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和希腊罗马史，几门考试总共用了九个小时。我通过了全部考试，而且德语和英语成绩是“优”。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考试流程，参加考试的学生要求在十六个小时内完成测试——其中十二个小时的初级考试和四个小时的高级考试。每次五个小时才能计算成绩。试卷于早晨9点在用特别邮件从哈佛送到拉德克利夫。每一个应试者都有一个考号。我是第233号，但是我必须要使用打字机，所以我的身份无法隐瞒。
校方为我考虑得相当周到，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考试，因为打字机的敲击声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吉尔曼先生亲自用手语拼写字母为我读考题，为了不受打扰，房间门口还设置了一名守卫。
第一天我考的是德语。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首先通读一遍考题，然后再一句一句分开读，同时，我跟着大声重复一遍，以表示我能理解他说的话。考题很难，当我用打字机打出答案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紧张。吉尔曼先生帮我拼写我的答题，让我检查，如果有必要我会做一些修改，然后他再把修改后的内容插入到答题中。在我以往参加的任何一次考试中，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的待遇。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我答好题后，没有人会为我读试卷，而且我也没有机会修改错误，除非我能提前做完答卷。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只有有限的几分钟时间来修改能想起来的错误，然后把它们写在卷子的末尾处。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原因有两个。第一，复试中没人给我复述一遍我写的答案，以便及时改正错误；第二，初试中我申请的科目大部分在我到剑桥女子学校就读以前就涉猎过，在学院就读的第一年吉尔曼先生给我做过哈佛的往年入学考试试题，而我在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科目都及格了。
考试结束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并签了一个证明表示我——第233号考生，已经完成所有答题。
所有科目的考试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不过后面的考试都不像第一门这么难。我记得考拉丁文那天，席琳教授来到考场通知我，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于是我信心坚定、轻松自如地完成了后面的考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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