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所有那些伊维利亚的、喀山的、斯摩棱斯克的圣母像都不过是些粗糙的用作膜拜的偶像，不过人民大众既然喜欢，既然信这，就应该支持这种迷信。托波罗夫作如是想，他压根儿没考虑人民大众之所以喜欢迷信，只因为过去和现在存在着像他托波罗夫那样的人，这种人自己有了知识，却不帮助大众摆脱愚昧，反而把大众禁锢在愚昧无知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接待室时，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跟一位女修道院院长谈话。这女院长是个很活跃的贵族妇女，在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教徒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
担负特殊使命在接待室值班的一个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办，当他得知聂赫留朵夫是来为分裂派教友转送御状的，就问能否先让他看一看御状。聂赫留朵夫把状子给了他，文官便带着这份状子进了办公室。不久，头戴修道帽、蒙着飘动的面纱、拖着黑色长裙的女院长从办公室里出来，一双纤手拿着茶晶念珠，经由接待室走了，但还是没有请聂赫留朵夫入内。原来托波罗夫正在里面看状子。他一边看一边摇头，状子上字字铿锵，句句在理，不由使他愕然。
“万一这状子落到皇上手里，必定能惹出一场是非，引起不愉快。”他想道，于是放下状子，按了按铃，吩咐把聂赫留朵夫请进去。
他记得这件教派信徒的案子，因为曾收到过他们的诉状。案情是这样的：那些脱离东正教的教徒先是受到申斥，后来又被扭送法庭受审，可是法庭判下来将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伙同省长，以他们的婚姻未经东正教教堂神父主持为不合法为理由，把那些人中夫妻及其子女分别流放去不同的地方，而做丈夫、妻子的便上诉，请求不要拆散他们的家庭。托波罗夫记得这案子第一次落到他手里时他曾犹豫过一阵子，是否中止流放为好，但旋又想到，按原来的措施办，把这些农民家庭成员流放到不同地点并没有什么不好，而如果把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却能对其他居民产生不良影响，唆使其他居民脱离东正教。因此他决定按原来的方针办。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了像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辩护人，而这人在彼得堡有广泛的人事关系，那么就有可能递到皇帝跟前，成为一宗暴行案件，或者在国外报纸上披露出来。想到此，他立刻做了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忙于公务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立刻话入正题。
“我知道这案子，一瞧上面写的那些姓名，我便想起这件不幸的事，”他拿起状子指给聂赫留朵夫看，“这次您提醒了我，为此我很是感激。这是由于省里的长官过分热心造成的……”聂赫留朵夫不作声，瞧着他那白脸上的做作表情，心里不怀好感，“我要下令撤销这一措施，把人送回原来的居住地方。”
“这么说来，不用把状子往上递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不必，这事我答应您了。”他把“我”字说
得分外有力，分明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的诚实，他的话是最好的保证，“哦，最好我现在就写个手谕，有劳您坐一会儿。”
他坐到书桌后提笔就写。聂赫留朵夫没坐下，他俯视着托波罗夫窄小的秃脑门、暴起青筋的手和奋笔疾书的样子，心中暗暗奇怪，这个对很多事漠不关心的人居然这样热心。为什么呢？
“就请您带去吧，”托波罗夫一面把信封封上口一面说，“您拿这手谕去通知当事人好了。”他又追加了一句，撇撇嘴，做出微笑的样子。
“这些人究竟为什么要遭这份罪呀？”聂赫留朵夫收下信，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一笑，仿佛聂赫留朵夫的问话正中他下怀。
“这就难于向您细说了，所能奉告的是，我们把我们所捍卫的人民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所以我们认为对信仰问题过分热忱总不及眼下流行的对宗教问题过分冷漠那样有害，那样可怕。”
“可是，怎么可以用宗教的含义来破坏善的起码准则，来拆散家庭呢？……”
托波罗夫依然脸带宽容的微笑，显然他认为聂赫留朵夫很可爱，无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都是可爱的，但却是片面的，只有他才能站在国家的高度看问题。
“从单个人的观点来看，也许是这样，”他说，“但从国家观点而言，就有所不同了。不过，对不起，我要说再见了。”托波罗夫低头一躬，伸出握别的手来。
聂赫留朵夫跟他握过手后匆匆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后悔跟这人握手。
“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话，“哼，哪是人民的利益？是你的利益，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府邸时暗暗想。
聂赫留朵夫细细琢磨一番，看这些伸张正义、支持宗教信仰和肩负教育人民重任的机构，到底是把气力施展在哪些人的身上的。于是他想起了贩卖私酒被关押的农妇，被判盗窃罪的年轻小伙，被诬告纵火的所谓纵火犯，侵吞公款却受到偏袒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丽达，她之所以被关押，只因为想从她口里取得所需情报。此外他还想起违反东正教规矩而受难的教徒，要求制订宪法而被捕的古尔凯维奇。他琢磨一番之后忽然明白到，这些被抓、被押、被流放的人，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正义或者做了违法的事，而是因为他们妨碍了官僚和富人霸占从人民大众那里搜刮来的财富。
无论是卖私酒的农妇，在市里闲荡的年轻小伙，代藏传单的丽达，不听官办教会话的教派信徒，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都在碍他们的手脚。由此聂赫留朵夫也就明白，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夫、参政官和托波罗夫到坐在各部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丝毫也不为许多无辜受罚的人感到不安，他们的气力都用在消灭危险分子上。
因此，他们非但不遵守为不冤屈一个无辜者宁可宽恕十个有罪者的原则，而且，为了清除一个危险分子，宁可除掉十个没有危险的人。这好比为了剜去一块腐肉，不惜切去一大片好肉。
用这来解释国家机关所为，似乎再也明白不过的了，但这么个简单明白的道理，却又使得聂赫留朵夫犹豫不决。这样复杂的现象就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不可能！所有正义、善行、法律、信仰、上帝之类都是一纸空文，在于掩盖最最无耻的贪欲和残忍——不可能！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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