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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政院出来,聂赫留朵夫和律师一起沿着人行道步行。律师吩咐他的马车夫把车跟在他们后面,接着就对聂赫留朵夫讲述起参政官们曾经谈论的那个司长的事,说司长那事儿被揭发后非但没有按法律判处服苦役,反调去西伯利亚当了一个省的省长。他讲完这事的经过以及种种丑恶的内情之后,又津津有味地讲起修建一座纪念碑的公款怎样被某些高官厚禄者所侵吞,以致纪念碑直到如今还没有建成,这座半拉子纪念碑就在他们今天坐车经过的路上。他又讲起某人的情妇如何在交易所发了一笔横财;某人把结发妻子卖了,某人则把她买下。律师还说到政府高级官吏如何营私舞弊,犯下这样那样的罪行,没有坐牢而是安坐在各机关主管人的宝座上。这类故事多得取之不尽,拈来成章,他直说得眉飞色舞,想以此表明,他赚钱的方法比之彼得堡显贵们为达到同样目的所使的招儿来,是最清白不过的了。因此,当聂赫留朵夫没听完他讲的最后一个关于高级官员犯罪的故事便与他道别、雇车回他滨河街的姨妈家去的时候,律师不由感到十分惊讶。
聂赫留朵夫很是愁闷。之所以感到愁闷,主要是因为参政院居然驳回上诉,让无辜的玛丝洛娃忍受莫名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使他为实现与她同命运的任务越发艰巨,而律师兴致勃勃向他讲起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为非作歹之事,又给他增添了几分惆怅。此外,他想到以前曾那么可爱、坦诚、高尚的谢列宁,现在却透着疏远的、冷冷的、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神,不由怏怏不乐。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看门人带着鄙夷的神色递给他一张字条,据看门人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下的。原来字条是舒斯托娃的母亲所写,说是特意来向营救她女儿的恩人道谢,还恳请他光临瓦西里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希望能帮忙捎信给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娅。另外请他不要担心,他们不会说浅薄的感谢话让他厌烦,只是想见上一面而已;如果方便的话,不妨明天一早莅临。
另外还有一封信,是聂赫留朵夫的老同事、而今担任宫廷侍从副官的包加狄廖夫写来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一份分裂派教徒写的上诉状亲自呈递皇上。包加狄廖夫用刚劲有力的大字写道,状子将如同他答应的那样亲自递到皇帝手里,不过他忽地想起,聂赫留朵夫是否还是先去拜访一下能左右此案的某个关键人物,托他从中帮忙为好。
聂赫留朵夫几天来在彼得堡的所见所闻,已使得他心灰意懒,产生了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想法,他觉得这有点儿像年轻时候的梦想,待他一踏进社会,梦想便化为乌有了。不过他又转念,既然来到彼得堡,还是应该按原来的计划进行,于是决定明天先去找包加狄廖夫,然后按他的建议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此案的官儿。
他从皮包里取出分裂派教友写的状子来,正打算把它重读一遍,不料有人敲门,伯爵夫人的仆人进来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答应马上就到,接着把状子放回皮包,去姨妈的房里。登楼时他无意中瞥了窗外一眼,见到了玛丽艾特的一对枣红马,他不由一怔,然后微微一笑。
玛丽艾特仍戴着帽子,但衣裙不再是黑的,而换上花花绿绿的了。她手中端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的圈椅旁边,正忽闪着她那双含笑的美丽眼睛,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聂赫留朵夫进门的时候,玛丽艾特刚说了一句逗笑的、甚至带点儿猥亵的话——那是他凭笑声听出来的——惹得嘴唇上长汗毛的好心肠姨妈笑成了一团,胖胖的腰身前俯后仰,而玛丽艾特则调皮地撇了一下微笑的嘴唇,侧过她那张充满青春朝气的喜洋洋的脸蛋,瞅着同她说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凭他听到的只言片语便猜到她们是在谈论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即那个西伯利亚新省长的逸事,玛丽艾特正是在这方面讲了一句什么俏皮话,方引出伯爵夫人一连串的笑。
“你要叫我笑死啦!”她笑了好久,才缓过气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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