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聂赫留朵夫后来起了变化，他沉沦了。这种变化是他三年后进入京城彼得堡开始，而加入军队后才完成的，因为“军队（指帝俄军队——译者）生活本就容易使人堕落，人一进入军
队，没有了合理的有益的劳动，变得无所事事，既不承担人类的共同义务，又能享受军旗、制服和团队的荣誉，一方面，对别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上级则是奴颜婢膝般的服从”；又因为“被遴选入禁卫军，和那些门第显赫、家境优越的军官厮混在一起，由于富裕和接近皇室，就使人加倍地堕落，堕落到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甚至疯狂的程度”。聂赫留朵夫奸污姑妈家半是养女、半是奴仆的玛丝洛娃就是在这个时候。
托尔斯泰把聂赫留朵夫做了一番前后对照：从前他是个诚挚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任何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是个声色犬马、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者，只爱享乐。从前他觉得世界是个谜，满怀**地想破译这个谜，现在他认为实际生活是如此地简单明了，一切均由他所处的生活条件而决定。那时重要的是熟悉伟大思想家的哲学和艺术家的诗章，如今要紧的是人际关系，是怎样跟同事打交道。从前认为女性是神秘的造物，美丽的化身，正因其神秘所以才迷人，现今他认为女人，除开家里的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外，都具体而简单，是他尝试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那时认为精神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现今认为健康的、精力饱满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但是，人的心理格局除受享乐原则支配的“本我”和受现实原则支配的“自我”外，还有受道德支配的“超我”。聂赫留朵夫是个好学好问的知识分子，热衷于道德问题的探索，因此也就不能心安理得、随波逐流。托尔斯泰本人极其重视社会正义的传统，厌恶支配资产阶级的“财产至上”精神和那套单一的价值观，于是才呕心沥血撰写他的《复活》。
道德，是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契机，也是托尔斯泰观察生活的立足点，是他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形式。托尔斯泰正是从道德的视角，要求自己以及他人严于律己，对上层贵族那些卑鄙庸俗的人们痛加鞭挞，而对普通人民，对于被侮辱被损害者满怀同情的。
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对他后来七八年的沉沦生活感到苦闷、彷徨。当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不期而遇时，他那精神的我被触动了。这场不期而遇要求他承认自己的罪过。不过，在当时他离承认罪过还远：“他仍不愿屈服于刚在心中抬头的忏悔意识，他认为这仅属意外，过不多久就会忘记，不致破坏他的生活。他像是在屋里闯下了祸的一条小狗，主子揪住它的项圈，把它的鼻子按到闯下祸的地方，它汪汪叫，想躲远些，把祸事忘掉，而铁面无私的主子却不放过它。”尽管如此，“在他内心深处已觉察到他所作所为的残酷、卑鄙和下流，而且他曾为之陶醉的闲散、放纵、无情的生活也是那么残酷、卑鄙和下流，十二年来他用来遮掩罪行的幕幔已在飘动，他已能窥见幕后了。”
促使聂赫留朵夫最终战胜身上那个兽性自我的是善和爱，包括同情和怜悯。
看一个人是否高尚，首先是看他的心灵建构，是否把自我中心缩小到最低限度，是否关注他人，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能帮助不幸的落难的人，是否表示出爱怜或同情，是否严于律己，简单地说，是否做有效的自我审视，而担任最高裁判的应是良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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