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它是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和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是借助此种规范调节个人的社会行为的一种基本方法。道德规范的基础是善恶、义务、正义等观念。它超越“自我”和“本我”，它再不是什么“环境使然”，它要求人做出理念上的抉择。道德和法律不同，道德规范只能通过精神影响的方式（社会舆论：赞同还是谴责）去要求人们遵守。道德中有全人类的共同成分。当然，道德还有一定历史时期的和阶级的规范、原则和理想，道德这个概念的外延与诸如阶级斗争概念等在某处相切或相交，但按其内涵而言，它是哲学的一个专门部分，是伦理学研究的事。
聂赫留朵夫见被他污辱过的玛丝洛娃竟然落到被判苦役的悲惨命运，陡生怜悯与同情，从而自我忏悔：“可耻又可憎，可憎又可耻！”
忏悔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他清洗灵魂，打扫心灵积垢。他向上帝祈求：“主啊，帮助我，教导我，到我心中
住下，清除我体内的一切污垢吧！”托尔斯泰描述道：“他祷告，他祈求上帝帮助他，住进他心里，清洗他体内的积尘。就在他祈求的同时，他的心愿实现了，他心中的上帝在他意识中醒来了。……他感到了善的强大力量，人所能及的一切美好事物他如今觉得都能办到。”接着，“强大的、永恒的声音在聂赫留朵夫身内响起……”他下定决心：“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冲破缠绕我的虚伪罗网，我要承认一切过错，对所有的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要告诉米茜实情，说我是个**的人，只是白白扰乱了她的心。我要对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曾与聂赫留朵夫有暧昧关系——译者）也这么说……对于遗产，我应本着公道处理。我要对她，对卡秋莎（玛丝洛娃）说我是个无赖，在她面前我有罪，我要减轻她的苦难。是的，一见她就请求她宽恕……如果有必要，我就和她结婚。”
聂赫留朵夫悟到社会和秩序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善和爱。这种认识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原来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洪流现在奔腾着涌向他遇见的一切人。它得以使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人性升华，也使玛丝洛娃成为新人。《复活》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都是聂赫留朵夫爱和恨的展示：爱普通人民，同情受难者，恨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复活》用善和爱镜照了19世纪下半叶整个俄国社会的上下阶层。
书中提到了上帝，提到了《圣经》，特别是在篇首篇末引用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中的戒律。托尔斯泰自己也说，他是故意引用福音书上的文字的。不过，托尔斯泰信仰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信仰的是他的内在精神和他在人类交往中的重大意义，是为了弘扬善和爱。托翁抛弃上帝的形象而摄取他关于善和爱的道德含义，托翁是从人与人的彼此相待，是从人与人之间寻找上帝的。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指的首先是善与爱。任何的善，任何的爱，都使托翁钦佩。他把上帝作为衡量人的道德的尺度。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上帝起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什么——不管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上帝就是什么。”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东正教作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源远流长，它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俄国当代作家阿勃拉莫夫在《我骄傲我来自农村》一文中曾说：“众所周知，睿智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其他经典作家都读过《圣经》，引用过里面的情节。怎么能不谈《圣经》呢？实际上，我们是按《圣经》、按它的戒律生活至今的。那十条戒律是改变不了、否定不了、且学无止境的，除此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比它更完善的了……《圣经》是人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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