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区都可以偶尔听到工人短缺的怨言，这主要是发生在象织布业这样一些部门……但是这种怨言所以产生，固然是由于这个特殊部门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够，但也是由于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太低，而这又是由所使用的棉纱质量太差造成的。上月，某些工厂主同他们的工人之间由于工资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我很遗憾，罢工发生得太经常了……工厂主感到公共工程法令的作用是一种竞争，因此贝凯普地方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因为虽然工厂还没有全都开工，但工人已经不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9页）
现在，该是工厂主先生们着急的时候了。由于公共工程法令的实施，对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致有些工厂工人现在可以在贝凯普采石场每天挣得4——5先令。因此，公共工程只好逐渐停下来，它是1848年国家工厂的新版，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举办的。
在无价值体上作实验
“我虽然列举了＜做全日工的工人的］已经大大降低的工资，即各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在同一工厂中把各种棉花和废棉按不同的比例掺在一起，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人们称之为‘混合棉’的原料经常改变，工人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在一两个星期内下降到50％或60％。”
写这个报告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从实际调查中提出一个工资统计材料。在这里，从中举出下面几个例子就够了。
a，织布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6先令81／2便士；b，拈接工人，每星期就业41／2天，得6先令；c，织布工人，全家四口人，每星期就业5天，得5先令1便士；d，粗纺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7先令10便士；e，织布工人，全家七口人，每星期就业3天，得5先令，等等。雷德格雷夫接着说：
“以上的统计材料值得注意，因为它证明，就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幸，因为就业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把收入减低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收入只能满足一家的绝对需要的很小一部分，除非在一家的收入比完全失业时所领的救济金还少时，发给它一笔追加的救济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0——53页）
“1863年6月5日以来，所有工人在一星期中的平均的全部就业时间，从来没有超过2天7小时零若干分钟。”（同上，第121页）
从危机开始到1863年3月25日，济贫所、中央救济委员会、伦敦市政厅发放的款项已近300万镑。（第13页）
“在一个纺上等细纱的地区……由于把海岛棉改为埃及棉，纺纱工人的工资间接降低了15％……在一个废棉大量地同印柿混合使用的广大地区，纺纱工人的工资降低了5％，此外，由于加工苏拉特棉和废棉，工资又损失了15320——30％。织布工人看管的织机由四台减为两台。1860年，看管一台织机得到5先令7便士；1863年只得到3先令4便士……过去用美棉时，＜对纺纱工人的］罚款是3便士至6便士，现在增加到1先令至3先令6便士。”
在一个把埃及棉同东印度棉混合使用的地区：
“精纺工人的平均工资，1860年是18——25先令，现在是10——18先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棉花的质量差，而且也是由于走锭精纺机的速率减低了，这是为了把棉纱拈得更紧些，而在平时干这种活是要按工资表付给额外报酬的。”（第43、44、45——50页）“虽然东印度棉的加工也许有时对工厂主有利，但是我们看到（见第53页的工资表），同1861年相比，工人还是吃亏了。如果固定使用苏拉特棉，工人就会要求与1861年相同的工资；但是这会严重地影响工厂主的利润，除非他可以从棉花或成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第105页）
房租。
“如果工人所住的小屋归工厂主所有，那末，即使他是做短时工的，房租也往往要从工资中扣除。可是，这种建筑物的价值已经下跌，小屋现在比从前便宜25——50％；原来每星期租金为3先令6便士的小屋，现在只要2先令4便士就可以租到，有时甚至还要便宜。”（第57页）
外迁。工厂主们当然反对工人外迁，一方面，因为他们
“在等待棉纺织业情况好转的时机，希望把这种手段保留在手边，以便以最有利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工厂”。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主就是他们所雇工人居住的小屋的房主；至少有些工厂主无疑打算以后能够把积欠的一部分租金收回来。”（第96页）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1864年10月22日在议会选举时向他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郎卡郡的工人象古代哲学家（斯多葛派）一样行事。不就是说象绵羊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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