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野蛮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所谓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第一”被滥用了，比如，领导干部（职业经理人）是第一生产力等等。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亚·斯密说：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结果，鄙视这种牺牲的社会精英出现了。而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只不过是因为群众被牺牲了。
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
。亚·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自然地成了参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实行国民教育会“消灭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精英。他说：
“象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随着社会（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个用语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象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401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和混合起来吗？”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劳动部门的这种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象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象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402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在这里我不是指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样，找到了现成的“诗人的分散的肢体”，只需要把它们从分散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的天才。这种信念还只保存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在罗雪尔看来，分工是从资本家的丘必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酬谢资本家。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现代庸俗经济学明明在拾罗雪尔先生的牙慧，却不见其将罗雪尔先生列入其伟大的先驱之一。真是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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