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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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德，是王阳明的弟子杨骥，字士德。
杨骥问：“格物的学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都能理解。为什么文公朱熹聪明绝世，却反而不明白呢？”
王阳明说：“朱子精神气魄十分宏大，他早年就下决心要继往开来，所以一向只在考据学问和著书立说上下功夫。如果他先切己自修，那就没有时间读书写书了。到了晚年，德业鼎盛之后，如果他真的担忧大道无法昌明，那就像孔子一样，删述‘六经’，删繁就简，开示后学，也就不必花费大量精力去考据求索了。朱子呢，早年就写了很多书，到晚年才悔悟，自己功夫做颠倒了。”
杨骥说：“朱子晚年的悔悟，如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治圣学要先确立那道理的根本，不可就着那句话，就去考证校对。我的书有些地方，定本就定错了’，又说‘虽然读那么多书，又能成什么事’‘体认大道，和固守书上的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他悔悟之前用功的错误，才去切己自修啊。”
王阳明说：“你说得对，这就是朱子的过人之处。他力量大，一悔悟，马上就转到正道上。可惜不久就去世了，平日的许多错处，都来不及改正。”
杨骥引用的朱熹的话，都出自一本书，叫《朱子晚年定论》。但是，这本书是王阳明编辑的，挑选了朱熹和友人的通信中一些反省自己错误以及和王阳明思想相契合的文字片段，以证明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是一样的，以及他晚年已经悔悟到自己错了，只是来不及改正。
王阳明因为编辑刻印这本书，为后世所诟病。因为《朱子晚年定论》，肯定不是朱熹自己的定论，朱熹的定论，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孔子删述六经，朱熹的功业，就是删述四书。在他的后半生，他用了大量心血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据他自己说，对《论语》《孟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六十七八岁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他在七十一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一章的注，确实做到了他自己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朱熹是一座高山，以王阳明心学的内心强大，在这座高山面前，还是有怯意，或者说有歉意。他在编辑《朱子晚年定论》时撰写序言说：
“我的学说，和朱子的学说相抵触，让我‘恒疚于心’，深感痛苦!甚至怀疑以朱子之贤德，这些道理他还弄不明白吗？等我到南京做官，拿到朱子的书籍和通信，才知道朱子晚年的时候已经明白自己的学说有误，以至于觉得自己有自欺欺人之罪，不可救赎。世间所传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都是朱子中年时期，学术思想还没有定论时所作；朱子已经自责自己的错误，只是还来不及改正。
“发现了朱子的心迹后，我既为自己的学说和朱子不相冲突而感到幸运，又高兴于朱子能够在我之前就明白这些道理。然而世俗的学者只守着朱子中年未确定的学说，不知道探求他晚年悔悟的学说，争来吵去，扰乱正学，却不知自己已堕入异端了。所以我就采集相关文字，编辑成册，私底下给同学们看，让大家不再怀疑我的学说，那样圣学的昌明也就可以期待了吧!”
对此，顾炎武诟病说：“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
之前王阳明的弟子们拿朱子的书挑错，王阳明批评他们说：这样有心求异，就不对了。我的学说和朱子的不同，只是入门下手的角度不同，但我的心和朱子的心，未尝不同。这样说，就已经很好了。既不必“有心求异”，又何必“有心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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