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华杉详解
陆原静来信问：
聪明睿智，真的是人的质地吗？仁义礼智，真的是人的天性吗？喜怒哀乐，真的是人的性情吗？内心的私欲和外来的邪气，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古代的英才，比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道德、功业都表现卓著，都是从他们的良知中生发出来，但又不能说他们够得上是得闻大道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他们天资卓著，那天资卓著，就是生知安行的人了。他们既然是生知安行的人，又算不上得闻大道的人，那岂不是生知安行者，还不如一些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了吗？我觉得，如果说这几位先贤对道的体认还有偏差的话，还算可以；但是，要说他们对道完全没认识，恐怕就是后儒过分注重记诵训诂而形成的偏见了。
不问问自己有没有资格，就敢给古人打分，本身就是一种“病”。张良，字子房，汉初三杰之一，刘邦的重要谋士。董仲舒，汉武帝的国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者。黄宪，字叔度，东汉大儒，有“颜回”之称。诸葛孔明，不用介绍了。文中子王通，前面王阳明和弟子们讨论过，隋朝大儒，时称“王孔子”，模仿孔子，仿制六经，著“续六经”和《中说》。韩琦、范仲淹，北宋出将入相的两大柱石之臣，世称“韩范”。
这些人，都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最杰出的人，而陆原静评价说：“不能说他们对道完全没有认识，只不过他们对道的体认还有偏差罢了。”要说这个话，首先你要比他们都高明，然后你要对道有完全彻底的体认，才能去评价别人体认了多少。自己连边都没挨着，怎么就敢臧否古人呢？
《论语》记载：“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方”，是比方，较其短长。子贡平时喜欢臧否人物、较其短长，谁谁谁怎么样，谁谁谁不怎么样。老师都听烦了，说：“子贡啊，你这也看不上，那也瞧不起，你自己就那么贤良吗？要是我啊，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去说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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