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朱熹注解说，比方人物以较其短长，也是穷理之事。观察他人，是重要的修身学习方法。
我们看看王阳明怎么回答吧。
天命之谓性，性就是一个。仁义礼智，是性的本性；聪明睿智，是性的质地；喜怒哀乐，是性的性情；内心的私欲和外来的邪气，是性的蔽障。质地有清浊之分，所以性情有过与不及的差异，蔽障有浅深的不同。至于私欲和客气，你看见那外物，起了欲望，是一病两痛，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
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天资卓越，自然多与大道之妙暗合，就算不能说他们学问通透，大道彰明，也离得不远。如果他们再进一步，就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圣贤了。
要说文中子王通，你可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有人说是他徒弟写的，不是他写的，有的地方也不全对，但他的学问大体是看得明白的。因为时间久远，也不能考证到确然的证据，但我们不能武断地去给他打分，说他的学问到了哪一步、还没到哪一步。
良知就是大道，良知自在人心，不但圣贤，常人也无一例外。如果没有物欲障蔽，这良知扩展开去，就无处不是道。但是，常人多为物欲所蔽，不能遵循良知行事。你说到的几位先贤，天资清明，又较少为物欲所牵引障蔽，他们的良知生发、运用、扩展、流行的地方，自然就多，自然就违道不远。
如果说要学习，也是学习致良知，循着良知行事。如果说懂得学习，也是懂得惟精惟一，专注在学习循着良知。几位先贤，虽然还不懂得专注在良知上用功，或者兴趣广泛，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所以和良知、大道，有时相符，有时有差距，还不够精纯。如果精纯了，那他们都是圣人了。
后世儒者评价说，他们只是凭天才成就，未免落入“行不著，习不察”，这个评价或许也不算过分。但是，这些说别人“行不著，习不察”的人，自己是不是著和察呢？他们的所谓著和察，也不过是拘泥于狭隘的见闻，障蔽于错误的陋习，模仿圣人的影响、行迹罢了，并不是圣学真正的著和察。自己都没搞明白，还能说别人吗？
“行不著，习不察”出自《孟子》：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
义利分明叫“著”，洞悉精微叫“察”。孟子说，做了却不明白，习惯了而不觉察，一辈子走在这条道路上，却还是不了解这道的，就是芸芸众生吧。
王阳明最后总结说：
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是就用功而言，去下“知”的功夫，去下“行”的功夫，去下“知行合一”的功夫。这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良能。这样，就算是困知勉行的人，在困勉之中，找到良知良能，循着良知良能，那也是生知安行了。所以这“知行”二字，更要精细地去体察。
“知行本体是良知良能”“困勉之中也可谓生知安行”，这两句话真是醍醐灌顶!因为我们都是困知勉行的人。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良知罩着，总是犯了错、吃了亏，才醒觉，然后去改过。改过的时候呢，往往还是为了毁誉得失，进入学知利行，为了利而行。一旦为了脱困，为了得利，必然有障蔽。
《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不管你是生知安行、学知利行，还是困知勉行，只要你知了、行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很长时间不能理解，这三重境界差得天远地远，怎么能一样呢？王阳明这里说清楚了，在良知良能上一样；知行本体一样是良知良能，始终在致良知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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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杉讲透王阳明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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