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就读于师范大学，毕业就有教师资格证，但拿证前须通过普通话等级测试。这可苦了那些南方同学，为了说好普通话，他们每天对着录音机练习发音，还拽着我们这些普通话好的东北同学陪他们说话，纠正他们的方言发音。古人，特别是读书人和官员也要学习普通话，即当时的官话。那么古人是如何学习普通话的呢？
首先，官方会编订和发行汉语标准音的书籍，这种书籍在古代被称为“韵书”，是常用的工具书，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新华字典》或《汉语词典》。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主持编纂的《切韵》，但现已亡佚。宋人在其基础上编撰的《广韵》，是现存最重要的一部韵书。韵书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类似今天的汉语拼音。韵书编订后，其规定的读音就成了当朝汉语语音的国家标准，官方会以各种方式予以推广普及。
其次，古代的学校教育都会尽量使用官话教学，对读书人推广普通话。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文章押韵皆以韵书为准，强化标准音的权威性。比如明朝官方韵书《洪武正韵》，还有后来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佩文诗韵》。《佩文诗韵》还是清朝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韵书，押韵和用典都要从这本书里找依据。会讲官话是古代读书人的必备技能，也是识别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
最后，统治者会要求官员阶层熟练掌握官话，以此作为官员能否胜任的标准。清朝时，官员必须会说北京官话，特别是那些想当大官的。因为你将来可能会面见皇上汇报工作，如果你操着一口方言，皇上听不懂啊!虽说清朝皇帝文化水平较高，能说满、汉、蒙等多种语言，但面对中国庞杂的方言体系，他们也实在招架不住。
尽管古代读书人自幼学习官话，但有些地区的方言和官话差距太大，即便学了官话，讲出来也不是那个味。清朝时，皇上对于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口音最吃不消，因为完全听不懂。雍正皇帝特意为此下发过谕旨，大意是说：每次引见臣子，只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仍然操着乡音，说的话让人听不明白。这些人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和吏部培训，但是在大殿之上说话依旧说不清楚，这要是去别的省赴任怎么能做好父母官呢？这可不仅仅是我听不懂的问题，而是百姓听不懂的重要问题!
雍正皇帝对官员学习官话高度重视，将其重要性上升到治国安民的政治高度，地方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广东、福建两地各级官府迅速落实整改工作，掀起了一场大清朝的“学习官话运动”。为了帮助读书人和官员群体学习官话，各地政府纷纷办起了“官话培训班”，名为“正音书院”。福建开办了一百一十二所，广东估计有上千所。书院多用当地驻防旗人任教，招收当地举人和秀才学习。为了推广官话，清廷甚至规定了学成年限，以八年为限，如果学不好，学员将会被暂停科举考试资格。
除了学校和培训班教授官话外，古人还可以请家教学习，这种方式学习的速度较快。清朝有很多专门以教授官话为职业的老师，被称为“官话师”，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培训师”。广东地区的官话师多来自广西桂林。这是因为桂林人多是明朝时从外地移民过来的，而移民大多擅长讲官话。桂林人讲的是西南官话，虽然跟北京官话比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比起广东人讲的官话已经好很多了。
通过上述方式，古代的读书人和官员群体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普通话。但是，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讲普通话还是太难了。由于清朝有官员任职的回避制度，官员不能在本乡任职，所以地方官一般不懂本地方言，这就极易造成官民间的沟通障碍。这时候就只能用翻译了。是的，你没听错!同是汉语，不同的方言之间需要用翻译来沟通。《六字课斋卑议》就记载宋恕曾提的一个建议：“所有土话与官话歧异县分，知县到任，着延方言师一人。”这里的“方言师”就是翻译。然而，用翻译只能是权宜之计，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还是要“每日从学土话二点钟，成而止”。地方官必须学会本地的方言，对于那些在广东和福建任职的父母官，真心有点吃不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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