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今天，说外语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甚至有专门面向中国人的英语脱口秀表演，场面很是热闹。中国古代对外交往频繁，民族关系密切，使用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肯定也不少。那么，古代有外语翻译吗？古人又是如何学外语的呢？
古代并没有清晰的“外国”概念，普天之下，除了天朝，皆是番邦蛮夷。因此，古代的“外语”，既包括我们今天理解的外国语言，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礼记·王制》中称翻译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为“译”，这是翻译一词最初的概念。先秦的翻译人才被称为“舌人”，以舌头谋生，这个名字倒是形象。
在外交事务和民族交往中，官方翻译必不可少。否则，朝堂之上一个比画一个猜，这也太有失天朝风度了。唐朝的官方翻译被称为“译官”或“译语人”。在中央，中书省和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设有二三十名译语人；地方上，边疆的官府也设有翻译。唐朝社会比较开放且自信，政府多直接使用胡人做翻译。胡人一般能掌握多种语言，天生就是当翻译的料。比如安禄山，《旧唐书》说他“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是干外贸翻译兼中介起家的。现存文献可考的唐朝“中书译语”共有三人，全都是胡人。
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中原王朝对胡人的信任度降低。后世政府不再直接用胡人当翻译，而是自己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宋朝时，朝廷起用辽、金境内的归顺者进行外语教学。北宋有“国信所”，负责与辽国的外交事务，也负责培养翻译人才，总共有三十二名翻译。明朝设立“四夷馆”，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外语。内分八馆，相当于八个外语专业。清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只是将“四夷馆”改称“四译馆”，更加体现出外语教学与翻译的职能。
古代还有很多僧人兼职做翻译，因为他们要翻译佛经。唐朝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僧人玄奘。他从天竺取回梵文佛经后，到高宗时期永徽改元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他用十九年时间，翻译出了一千三百万字的佛经。这么大的工程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玄奘依托的是翻译机构“译场”，相当于当时的“外国语学院”。这里不仅翻译佛经，还教授外语。贞观年间，译场的人员编制达到了六百人。宋朝时，译场改称“译经院”，设在都城汴京。当时还出现了“外教”，有印度僧人专门主持梵文教学。宋朝的外语教育也注意从娃娃抓起，宋太宗曾特意选拔五十名机灵的幼童送入译经院学习。
从东汉到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第二次翻译**出现在明末清初，翻译的是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第三次翻译**则是清末民初，这时人们不仅翻译自然科学文献，还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如启蒙思想著作。第四次翻译**在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国外学术著作和小说被翻译成中文。这几次翻译**，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
除了官方翻译外，古代也有大量的民间翻译。他们多是边境地区的边民，或者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边民与胡人杂居，从小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自小就会说外语。外贸商人经常与外族打交道，外语也是必备的职业技能。南宋商人陈惟安，常年在占城(今越南)做贸易，精通占城语。当占城使团出使南宋时，还聘请他做使团的翻译。当然，这得到了南宋朝廷的批准。
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走向闭关自守，学习外语的风潮也沉寂下来。这一时期，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士大夫阶层和他们多有接触，偶尔倒是能学到一些外语。清朝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如有发现，中国老师将会受到严惩，甚至有生命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嘉庆年间，英国人马礼逊在广州学习汉语，他的汉语老师是中国人，教学时就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被官府抓捕就准备自杀。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始融入世界。那时，外国人云集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英语学习热，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洋泾浜本是上海英法租界内的一条界河，后来代指租界。洋泾浜英语的发音都带有汉语口音，语法也不太标准，听起来怪怪的。
古代没有音标，如何识读外语单词的发音呢？一定有人用过这样一个土办法：用汉字音译为外语单词注音。其实，这种土办法古人也用，而且用了上千年。比如“南无阿弥陀佛”一句，本是梵语“NamasAmitabha”的汉字音译，原意为“皈依无量寿佛”。明朝的《华夷译语》，就是一部用汉字为蒙古语单词注音的词典。清末的《洋泾浜英语手册》中，还用汉语顺口溜来教授英语句子发音，内容十分诙谐。比如清晨见面“谷猫迎”(goodmorning)，“好度由途”(howdoyoudo)叙别情，一元洋钿“温得拉”(onedolla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古人学英语的招儿还真不少!不要小看这些土味英语，这可是当时最时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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