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过,特别是年份,要有先行后续的概念,以便我们“知远近,较长短”,于是各种纪年方法就应运而生。纪年的关键,在于确定一个起始年份,然后累计。古代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那么都有哪些纪年方法呢?
比较早的是“王位纪年法”,即以君主即位那年为纪年起始,累计纪年,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纪年法”。这种纪年方法多见于周朝,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纪年,各诸侯国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比如《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开头第一句就是“十年春,齐师伐我”,这里的“十年”指的是鲁庄公十年(前684年)。《左传》是一部为《春秋》作注解的史书,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左传》里的纪年都是以鲁国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共和元年”。这就是王位纪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厉王因统治无道被赶下了台,据说共伯和摄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就纪年为“共和元年”。王位纪年法第一次被记载,居然是在一个君主被赶下台的年份,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从共和元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了,尽管纪年方法有很多种,但历史一年接着一年地被记载下来,直到今天。近三千年的历史记载,一年也未曾中断,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
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皇帝年号纪年法”。它与王位纪年法的区别在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以年号启用那年为开始,累计纪年。这种纪年方法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开始的时候,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用几年可能就换一个年号,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会启用新的年号,这也是“改元”。如果是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改朝换代后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建元”。古代发生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就会改元,以示纪念。比如汉武帝的“元狩”年号,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时获得了一只奇珍异兽,所以改元。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这件事就发生在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历史上使用年号数量最多的是女皇帝武则天,共计十八个。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人,真心不容易,有可能活着活着就忘记自己生活在哪一年了。明清两朝的皇帝,多是一人一个年号,所以后世多以年号称呼明清时期的皇帝,比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年号的使用,还代表着正统与认同。清朝康熙年间,江南文人编纂《明史》,书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号而用了南明年号,康熙皇帝因此震怒,处决了七十多人。
年号纪年法对东亚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古代的朝鲜、日本、越南也有自己的年号纪年。从唐朝开始,日本学习了中国的年号制度,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共使用了二百四十八个年号。本书初版的2019年,是日本平成三十一年。日本选年号多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最爱用的是《尚书》和《周易》。就在我写这本书期间,日本公布了新天皇的年号“令和”,这个年号打破了一千多年来日本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的习惯,是第一个从日本古典文献《万叶集》中找出来的年号。
今天我们中国仍在使用一种古代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是利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组合来排序纪年,又名“天干地支纪年法”。相传,天干和地支创立于黄帝时,最初用于祭祀与占卜。天干地支纪年法使用的时候,先用第一个天干与第一个地支组合为第一个天干地支纪年,再用第二个天干与第二个地支组合为第二个天干地支纪年,以此顺次排列。当天干顺次排完十次后,则再用第一个天干与第十一个地支组合。以此类推进行排列组合。天干有十个,地支有十二个,十与十二的最小公倍数是六十,所以每六十年天干地支就会轮回一遍。因为每个轮回中的第一个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又将六十年称为一“甲子”。
古人在记录历史大事件时,有的会以年号命名。比如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庆历就是宋仁宗的年号。岳飞《满江红》里写的“靖康耻”,靖康就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的年号。用年号纪年的好处是可以迅速知道大致时间段,但确定不了具体时间点。而干支纪年能够确定时间点,所以很多大事件都以干支纪年命名。比如甲午战争,1894年是甲午年;戊戌变法,1898年是戊戌年。但干支纪年六十年一轮回,对于时间久远的事,就可能会弄混。所以古人也会将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组合使用,年号在前,干支在后,这样纪年就能更加准确无误。比如《核舟记》中的“天启壬戌秋日”就是这种组合纪年法。
古代其实还有一种“大事件纪年法”,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为纪年起始。比如黄帝纪年,即以黄帝创制历法那年为纪年元年。辛亥革命时,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纪年元年,使用了一段时间的黄帝纪年,随后被公元纪年取代。民国时期还用过民国纪年,就是以民国建立那年为元年,这也属大事件纪年法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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