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城堡》的男二号——信使巴纳巴斯这一角色，其很大一部分特征也是来自卡夫卡在福尔贝格夫人疗养院的真实经历。1921年2月，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二十一岁犹太孤儿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276]住进了疗养院。这名因为结核病而被迫离开医学院的小伙子对卡夫卡极度亲近，作家本人对他的描述是“很难分清在他内心起作用的力量究竟是善良还是邪恶，不管是哪种，这种力量都异常强大。倘使是在中世纪，人们肯定会以为他是着了魔。他这样一个年轻人，才刚刚二十一岁，高大又强壮，肩膀宽阔，脸颊粉嫩，非常聪明且毫无私心，但又极度敏感”。——这几乎就是现实版的巴纳巴斯。克洛普斯托克对卡夫卡的崇拜，是因为他自己也很想成为作家，但卡夫卡逐渐看清他的本质，认为他本可以成为一流的医生，但当作家却必定是三流的。由于施特雷林格的无作为，克洛普斯托克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卡夫卡私人医生的角色，因为结核病伴随的支气管炎、肠胃炎等，这位布达佩斯医学院的高才生恰好懂得如何处理。另外，一大群前朝遗民中出现了这位明显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也给日渐消沉的作家带来了些许心理上的支撑。与克洛普斯托克的关系越密切，卡夫卡就越认为自己对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他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布拉格与柏林的各种关系，几番辗转之后，终于让克洛普斯托克回到了医学院。卡夫卡去世后，这位现实中的巴纳巴斯最终成了肺病专家。
然而，让年轻人重返医学院的过程，对于卡夫卡而言却是艰辛的。重返布拉格之后，卡夫卡与克洛普斯托克之间通过书信进行沟通。克洛普斯托克的诉求仍在成为作家或是医生之间摇摆，他在多封信中言辞激烈地指责卡夫卡，认为他离开后便对自己过于冷漠，并没有全力帮助他，但随后又极其恳切地主动道歉，说自己不够体谅，同时自卑地表示出放弃的态度。在《城堡》中，K.对巴纳巴斯始终抱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好感，尽管他多次令K.失望，但希望仍被寄托在他的身上，诚如现实中的卡夫卡充满耐心地忍受住了克洛普斯托克长期的责难，并且最终帮助了他一样。
至于疗养院所在地马特里阿尼，本身是个位于塔特拉山脚下的捷克小镇，这里是一处类似阿尔卑斯的山地气候疗养胜地，山岳湖泊、云杉灌木、冰斗溶洞，无尽的绿地包围着泉水。1921年的疗养接近尾声时，卡夫卡已经康复到能够在山林间徒步观景的程度。恐怕正是眼前这些带有歌德式自然主义特征的场景，令K.回想起了自己写作《审判》之前完成的一些小说片段——那是在191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定名为《村中**》的段落。在这些后世认为对《城堡》的创作有所启发的片段中，主角在夏日傍晚来到一座陌生的村子里，被这里的清新舒适所吸引，然而这里的村民们却并不待见他，他们冷落、侮辱他，令他感觉格格不入，直到“几个孩子从花园跑进来”之后，气氛逐渐舒缓，描写也再度变得和谐温婉。
可是，乡村生活果真**了他吗？在写作《村中**》的同一时期，卡夫卡在给格蕾特·布洛赫的信中明说了自己看待乡村、大自然与城市的态度：“在乡间时我总感觉抑郁。如此广阔的天地，需要有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去感受啊。相反，在柏林的街道上，我只需要一瞬间，便能看完所有的景致。”卡夫卡对广阔天地是自卑的，对城市又是蔑视的，所以他在两方面都没有容身之处——这一判断极为契合地展现在了《城堡》所呈现出的主题当中：K.必须找到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留在村子和前往城堡都同样重要。但是，最好的选择却正如弗里达所说的，是要“移居海外”，然而这却已经是个无法达成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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