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时出现的公职还有办公室主任，这也是借施瓦策尔之口表述出来的。根据前后文的逻辑，此项职务正式的名称应为“中央办公室主任”——这一名称的神秘程度堪比后文中的“X.执行委员会”。相比之下，X.执行委员会的存在倒更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包括“中央办公室”和“城堡副总管弗里茨”这样的提法，全是K.在偷听电话时得来的，但这样的说法已经被村长明确否定掉了，甚至连“桥头旅馆的电话能够联络到城堡”这件事都是假的，变成了一种提供给公职人员的消遣，当然，这种消遣同样也别有深意，诚如村长的那句反问：“来自城堡的公职人员，提供的信息怎么可能全无深意？”考虑到村长也可能出于某些尚不得而知的目的说了假话，或者至少半真半假的话，想给出明确判断的决心就更显得荒唐了。反观“X.执行委员会”这几个字，至少是以印戳的形式，盖在了白纸黑字的公函上，总归比虚无缥缈的偷听与信口开河的解释更具把握些。讽刺的是，K.在这件事上曾经十分仰赖的一项证据，也即公函是由克拉姆的信使亲自送来这件事，在全书临近结尾时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反转——信使巴纳巴斯只是在冒充公职人员，他的目的与K.基本相同，都是想通过接触城堡来为自己讨回公道，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为全家人，而后者只为自己。可是，尽管巴纳巴斯的信使身份有可能是假的（因为并不能排除他拿到公函后马上转正的可能），他拿来的却是克拉姆的亲笔信；尽管信中全是官僚惯用的套话，但至少被村长认证为货真价实的私人信件；尽管这封来信原本的目的可能已被掩盖，但它到底还是能够抓在手中的真实。说到这里，部分读者可能已经被这种一环套一环的假设、否定与反驳给弄糊涂了：全书充斥着密不透风的推理与毫无意义的结论，K.的各种行为看似也是彼此矛盾甚至不可理喻的，那么——《城堡》的真实究竟在哪里？
合适的回答之一：这就是真实，只是被放大了。
与卡夫卡创作《审判》[271]的年代相比，在他创作《城堡》时，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轰然倒下[272]，自1918年10月起，帝国境内各个民族地区陆续宣布独立。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君主制寿终正寝，以德语为母语的原奥匈帝国组成了“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然而协约国害怕奥地利在“民族自决”浪潮影响下并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从而无法完成削弱德意志的目的，不只禁止奥地利并入德国，还强行将原奥匈帝国内的部分德语地区划归了捷克和意大利。1919年9月的《圣日耳曼条约》签署后，一切尘埃落定，布拉格市民卡夫卡就这样从一位原奥匈帝国公民，正式变成了说德语的捷克人。
作为现代人，尤其是出生于长期大一统和平年代下的中国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帝国分崩离析后，个体长期悬置在毫无安全感状态下的感受的。上溯至唐朝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割据、边疆不稳，经营多年的西域逐渐被吐蕃蚕食，情况便与卡夫卡创作《城堡》时的背景有些许相似。于是，当潼关失守，杜甫辗转各地，最终弃官入川时，才能吟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种空寂且哀丧的诗句。《春望》的精神内核亦能在《城堡》中窥出相似来，唯独《城堡》以冗长与荒诞的形式堆砌，将这种历史背景的提炼隐藏得更深了些。甚至“浑欲不胜簪”式的细节，《城堡》里也是一样不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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