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暂且将目光聚焦回卡夫卡——早在战争结束前，他就已经患上了结核病。战争期间哥萨克骑兵对加利西亚的扫**，给布拉格带来了大批犹太难民，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在接触、救济难民的过程中，也从中汲取了波兰犹太神秘主义的一些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哈西德主义。关于哈西德主义，若是读过伍迪·艾伦所著的《门萨的娼妓》，应该能够有一些直观的了解。下面引述一则典型的哈西德教派故事：
教徒长途跋涉，去请教当时一位地位最高的拉比问题。
虽然这位拉比地位最高，但也可能是最愚蠢的人。
教徒见到拉比后，问他如何才能寻得内心的安宁。
拉比先是仔细审视了此人，然后让他马上回头看自己身后。
教徒听话地转过身去，结果拉比用烛台敲打了此人的后脑勺。
并且反问他是否已经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在另一则故事里，教徒认为自己的女儿和鲱鱼之间没有区别，先知却坚持要弄清具体是跟哪种鲱鱼长得一样。
这些故事与《城堡》的叙述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并非寓言性这种宽泛的东西，而是淹没在荒诞中的理性。哈西德式故事省却了长篇大论的解释，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否认歧义之中隐藏着的逻辑与哲理。1917年9月，卡夫卡曾在给布罗德的信中明确指出，哈西德故事中所传达的犹太性，能够令他立刻感受到自由状态。倾听犹太复国主义人士长达数小时之久的激烈辩论，也令他对“反驳一切”产生了某种具象——作为某种需要挣脱的形式，这种性格特征在《城堡》里的K.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卡夫卡终身未能实现的梦想，是去耶路撒冷图书馆负责装订图书，是去特拉维夫当一名餐厅服务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经极端厌恶布拉格这个城市，但却无法逃离那里，无法“回归以色列”。《城堡》集中完成于1922年春夏两季，秋季搁笔。1921年时，他几乎整年都住在普列索夫州的马特里阿尼[273]，那里有一间结核病疗养院，由福尔贝格[274]夫人创办，主治医生名叫施特雷林格[275]。包括卡夫卡在内的三十多位结核病人住在这个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膳宿公寓的地方，三餐都在配套的公共食堂里吃饭，除了病人之外，附近部队医院的军人也会过来用餐。从1920年12月18日一直到1921年8月26日，长达八个半月的时间里，卡夫卡就一直住在这里。施特雷林格的治疗采取保守且自由放任的态度，病人们醒着时除了休息和聊天外，就只剩下一天五杯牛奶、测七次体温、交唾液样本、定期称量体重这四件事情可做——百年以前欧洲这种对结核病人进行半隔离的治疗思路，令人不觉联想起集中营或疯人院，当然待遇上确实要好得多。与卡夫卡一同疗养的病人们是典型的前朝遗民，理所当然地说着捷克语、匈牙利语和德语，除了犹太人外都有着轻微的反犹主义倾向，于是众人聊天时又会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对无聊之极的人们而言，只要开口，就是以反驳和驳倒为荣的，这当然也进一步丰满了尚未开始创作的《城堡》主角K.的具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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