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父亲也开始严格地管教我，不许我迟到，不许我坐洋车上学。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胡同有小黑狗紧追我两步，老怕它咬我脚后跟。走出椿树上二条，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首先看见的就是羊肉床子大宰活羊血淋淋地倒在门口，心惊肉跳地闪避着走过去，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的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着“自个儿”。
…………
新帘子胡同
新帘子胡同是在内城，刚搬去的时候，我到厂甸上学，必须沿着顺城街走出顺治门（也叫宣武门），再走西河沿到学校，这时路途远，不能走路上学了，于是就包了洋车每天接送我。但是过不久，就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了一个新城门，那就是最早叫兴华门，后来叫和平门的。城墙还没开好，人是可以走路通过了，这给了小学生我一个大乐趣，每天上学走过拆城墙所堆集的城砖土堆，崎岖不平地走来跳去，有一种小心、选择、完成的不畏艰难感吧！我喜欢每天走出所居住的和平门里新帘子胡同，走一段大街，穿过和平门，就到了南新华街的学校，再也不要坐洋车绕宣武门了。
新帘子胡同的家因为在胡同尽头，是个死胡同，所以很安静，每天在我放学后撂下书包，就跟宋妈带着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热闹，或者在我放学回来时，宋妈和弟、妹已经站在门口儿“卖呆儿”等着我了。
宋妈在门口儿，都是拿了小板凳，并不是人家描写北平大姑娘站在门口儿“卖呆儿”的那种样子。小板凳不止一个，因为弟弟妹妹也要坐，宋妈教弟弟妹妹念歌谣，看见我回来，他们就会冲着我念：“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先搭棚，后结彩，羊肉包子朝上摆。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人家姑娘都来到，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绾个髻。”
我们到大街上看热闹，因为北京如有大出殡，这儿也常是必经之路。出殡的行列能有几里长，足够你看上两小时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虎坊桥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他很脏、很胖。脏，是当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的事；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称，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就是食指放在舌头上舔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上挤一下，“嗒”的一声，虱子被挤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好不恶心！
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不，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帆布口袋，干的东西像饭、馒头、饺子皮什么的，都装进口袋里。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就往家里跑，我实在想呕吐了。
对了，他还有一个口袋。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是白花花的大洋钱！他拿好了虱子，吃饱了剩饭，抱着砂锅要走了，一站起身来，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往下一坠，洋钱在里面打滚儿的声音叮当响。我好奇怪，拉着宋妈的衣襟，指着那发响的口袋问：
“宋妈，他还有好多洋钱，哪儿来的？”
“哼，你以为是偷来的、抢来的吗？人家自个儿攒的。”
“自个儿攒的？你说过，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好吃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只好要饭吃。”
“是呀！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知道攒钱啦！”宋妈摆出凡事皆懂的样子回答我。
“既然是学好，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拿大洋钱去做套新棉袄穿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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