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美！你自己溜达回去吧！”她哼了一声，拨转马头，飞奔而去。我呆呆地、孤单地站在田野无人的荒原上，眼睁睁地望着她骑马涉过了公比拉河，消失在对岸的土岗后面……
我在荒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七八里路才回到村中。
我在宿舍门外站住了，我听到她正在挖苦我——
“这个刚从上海滩来的小黄毛丫头！靠在我怀里，大概还以为是靠在哪个小伙子怀里呢！……”
一阵姑娘们的哈哈大笑，像刀子一般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哼！等她回来再跟她算账！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听语气她怒火未消。
我紧紧咬住了嘴唇。
我没有当时进宿舍……
因为这件事，邹心萍在女知青排里，对我进行了一次措辞极其严厉的点名批评。
从那以后，我对她心中怀着一半感激，又怀着一半怨恨。我想找机会当面对她说几句感激的话，又想在某个人多的场合，找碴儿和她大吵一顿。不过，感激的话始终没能有机会当面对她说，大吵一顿的念头也渐渐打消了。心中的怨恨竟被后来对她的同情所替代。这是因为，她们那知识青年扎根边疆典型的“三姐妹”之中的其他两个，先后都离开了北大荒。一个走后门上学了。另一个，在探家返城期间，找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结了婚，不回来了。“永久牌”的典型成了“飞鸽牌”的典型。冷讽热嘲，刻薄挖苦，都极不公平地降临在她一个人身上。有人断言，她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她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了，像河边的一块石头。再也听不到她在任何场合说出扎根边疆的豪言壮语了。“我们三姐妹”这几个字，永远地从她的生活语汇中消失了。她们这三个扎根边疆的典型人物，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她们一块来到北大荒，找了一棵三个枝丫的小松苗，作为扎根树，栽到宿舍门前。如今，小松苗已长得腕子般粗，三个枝丫都很茁壮，生机勃勃地生长在宿舍前，恰恰对当年的扎根誓言形成了讽刺！
有天夜里，我们全被宿舍外面的一阵劈砍声惊醒了。我们都知道是谁，在做什么，但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我们静静地听着那一阵劈砍声。我相信，每个人当时都开始思考了些什么。而我自己，则是从那个晚上才开始明确地意识到：扎根，这是多么严峻的两个字啊！
第二天，我们发现，那棵扎根树，昨夜被砍去了两个枝。它只剩下了主干，像一柄剑。砍过的地方，隔夜之间，渗出了松脂。
那是一种绿色生命的透明血液。
邹心萍的双眼布满了血丝。那双眼睛里失去了富于浪漫幻想的光彩，投射出多思少眠的目光。
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马场的生活是单调的。放马，打马草，垫马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只有哪一匹骒马生驹的时候，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些微的劳动者的快乐。邹心萍和我们一块儿放马，不是骑着“雪兔”就是骑着“火狐”。那两匹马也似乎对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她驯服得很。她常常会骑着它们中的一匹，在荒原上突然地疾驰狂奔，口中无缘无故地发出高声的喝喊：“嗨！嗨……”
最无聊的是吃过晚饭到睡觉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看书？没有。任何一本多少描写到一点真实的生活的书都没有。只有红宝书，每人好几本。不是在过团组织生活通读“最高指示”的情况下，谁也不想去翻它。打毛线活，本是姑娘们的特长，可是要想买一根织针，也要托人到上百里地以外的团部去买。我们马场很少有人轻易到团部去一次。有人去，也未必能买到。谈天说地？彼此已经到了再没有什么新话题可谈的地步。何况“说说笑笑中也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每个人时刻都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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