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他给她念了那段“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接着告诉她，公社决定要把她树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然后，用很温和的语调问：“小丽，你头脑中是不是多少有点家乡观念在作怪呢？”
“家乡观念？什么意思？你直说嘛！”苗小丽的话音中带有点惑然。
“你同他接触得太多了！你们经常讲英语，都谈些什么呢？”
“这，没谈什么呀！我不过就是想跟他多学几句英语……”
“对组织可要诚实呀！”他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严肃起来。
“真的！我一句没撒谎，真的！你瞧，这本英语书就是他借给我看的！”
“这是一本什么书？”
“《彼特利克夫人》，英国作家哈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一篇小说。”
吕红卫紧接着问道：“什么内容？”
“嗯，是写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他夫人和一个贵族的私生子，那样，他的儿子就可以带有贵族血统……挺有意思的！”
吕红卫又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有意思？什么意思？……”
我心中不禁一沉：祸事来了！
果不出所料，吕红卫组织青年们召开了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他作中心发言，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毒害知识青年的思想，干扰和破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并告诫青年们，要以苗小丽为例，警惕被我这样的人“拉进资产阶级的泥潭中”。对于这种批判，我是司空见惯了。可对于苗小丽这样一个思想单纯、感情脆弱的女孩子，却是一种承受不住的压力。当最后吕红卫启发苗小丽要大胆地站起来反戈一击，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时，我那小同乡却双手把脸一捂，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
“小丽，你为什么不发言呢？你可别忘了，你是咱们公社将要树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啊！你光哭是什么意思呢？是委屈？还是悔过？还是对他同情？嗯？”“娃娃脸”的语调那般严肃，一连抛出几个问号。
苗小丽“哇”地哭出声来，忽然站起身跑出去了。由于她不愿当众揭发批判我，团支部在重点发展对象的名单中除掉了她的名字；自然，她也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变成了“被拉拢腐蚀”的典型。她病了，高烧四十度。当医生来给她打退烧针时，房门大敞着，她却无影无踪。深夜人们才在江边找到她，她披散着头发，呆瞪着双眼，喃喃地念叨着：“什么‘一对红’，骗子，犹大，我不，我不……”她精神失常了。她被护送回了A城，我从那时起再没见过她。
这件事之后，吕红卫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处处都显出“革命青年”的绝对自信和气派了。一天，他忽然低声问我：“犹大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是人们对出卖朋友的人的鄙称。”他眼神呆滞，自言自语地说：“可我不是想出卖她呀！我是为她好呀！”他愣了一刻，慢慢坐在草堆上，双手捂住脸，一滴泪水从指缝滴落下来。不久，他便报名参加了垦荒队，离开了那个小村……
不是冤家不聚头，谁会想到，十年后我竟又和他重逢了！我在钱包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零钱，只好拿出了一张两元的钱，交给他。他头也不抬，接过钱，用冻僵了的手从挂在脖子上的钱袋里一把一把掏钢镚儿，一分、二分、五分，一五、一十、十五地数给我。看着他那冻得发僵的手，我产生了一种语言所不能表达清楚的心情……
我家离研究所挺远，纵跨半个市区。上下班要骑一段路的自行车，还得乘一段公共汽车。我那辆自行车是去年一位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车身小巧灵便，造型美观，使我上下班方便不少。自从吕红卫接管了那个存车处，我每天存车取车，心里总有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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