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考结束后，在招考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叫我十分为难的局面。其他几个成员，因为要在两个考生之中表决一个，争执不下，要我来确定。一个，就是那个考生刘珂。另一个，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从艺术良心出发，我是站在刘珂一方的。从个人交情出发，我是站在老朋友的儿子一方的。我非常矛盾，想保持自己艺术良心公正，又没有勇气得罪老朋友。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坚持原则的。但在某些哪怕稍微特殊一点的情况下，原则就会在个人杂念和利害关系的挑战下被放弃。我……也妥协了。我记得当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这少年虽有才华，但过分自负，自负便很可能导致狂妄，狂妄会使哪怕一个顶好的艺术苗子毁掉。我还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作为论证。这样一来，站在刘珂一方的几个招考成员都沉默不语了。虽然明显地看出他们并不由衷地赞同我的话。事后，我悔恨过，我自责过，我感到了深深的内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利用自己的艺术威望做了一件亵渎‘艺术’二字的可鄙的事。我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慰藉自己：他年纪小，今后还有报考的机会，他明年一定会再来……
“谁能料想几个月后就天下大乱了呢？我导演的几部影片都遭到了批判。我成了电影界的反动艺术权威。经过上百次的批斗之后，我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有条规定，每星期一、三、五开颂扬会，颂扬‘**’的丰功伟绩；二、四、六开批判会，批判一切‘牛鬼蛇神’。不久我便逐渐觉察出，颂扬也罢，批判也罢，都不过是在盲目的政治热忱的鼓动下演出的一幕幕活报剧。我，作为一个人的实际价值，不过仅仅是某些人的一件活道具而已……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和一年前那个考生刘珂，竟会在北大荒一个小小的‘夹皮沟’重逢，并且住在同一个大宿舍里。不过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身份和命运已然不同！我是劳改分子，他是知青排的一个班长，他随时随地都有权对我实行监督和大声训斥，像别的知青对待我那样。但他一次也没有训斥过我。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了。我夜夜暗自祷告，但愿如此！有一天，我和他那个知青班在营建工地上一块儿抬石头。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劳改犯，又年老体弱的关系吧，谁也不跟我一块儿抬。他，一手拿着扁担，一手拿着筐，看了我一眼，朝我走过来。
“他把筐放在我面前，问：‘你还认得我吗？’我，不得不点了一下头。他又问：‘我想知道，一年前我究竟因为什么没有被录取？’我呆望着他，无话可答。‘是因为我的小品表演得不好？’他固执地继续追问。我摇了摇头。‘那，是因为我的理论口试不及格？’我又摇了摇头。‘到底因为什么呢？’我不想为自己寻找理由欺骗他，那样做自己就更可鄙了。于是我回答：‘我一生只做过一件违背艺术良心的事，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你！’他理解了我的话的含意，盯视了我半天，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他不再问什么，把扁担伸进了筐套。我把筐套橹到扁担正中，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把筐套捋到他那一边。那一天，我们没有再交谈过一句话。虽然每一次他都把筐套捋到他那一边去，但我却感到比跟任何人在哪一天抬石头的时候都更加沉重。重压不在肩上，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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