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祁连长是早在一九五八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十万官兵中的一个。他在部队里曾当过侦察排长,遇事异常沉着冷静。按说他到北大荒已经整整十年了,工作上又很有方法和魄力,往小了说也应该提升为营一级的干部了。当年他的许多战士都提升为他的上级了,却不知他为何官运如此不通。有一次我很婉转地兜着圈子向葛排长提出了这个问题,葛排长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着回答:“咱们连长八字不好。”接下来便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什么。以后,我从一些老职工、老战士口中才逐渐了解到真相。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顶头上司,一度曾被撤职。后来,一位农垦部的领导到北大荒视察,听那些替他打抱不平的群众反映了情况,亲自替他平了反。临行,那位部里的领导还留下一句话:“只要有我在,祁连长永远当连长!”几年前,团里要提升他当副营长,有人说:“部里的领导当年讲过的,只要有他在,祁连长永远当连长。我看得慎重,最好先打听一下这位领导还在不在,然后再决定提升不提升。”团里还真够慎重的,派人到北京一打听,那位领导还健在,因此就没敢贸然提拔他。这真是桩叫人哭笑不得的事!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祁连长本人,对提升不提升的,根本不在乎,全没当回事放在心上。
葛排长是个老好人,别看虎背熊腰的,性子却比贤淑的女人还要温顺。他是个山东庄稼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带着家小响应号召移居到北大荒的。对一切超出他理解能力的事,他总是一言以蔽之:“怪。”没多久,知青们就送了他个外号——“怪姥姥”。
我又观察出,连长也好,排长也好,都从未存心为难过杨昉,甚至有时还以特殊的方式照顾他。比如为集体宿舍上山伐木时,排长就会问连长:“还叫杨昉上山吗?他上山去也伐不了几棵树,你说呢?”连长便回答:“得了!叫他上山干什么!出个一差二错,我们也不太好交代!”
这一发现对我非常重要,大大消除了我心中的顾忌。
一次,我有意套排长的话,问:“那个杨昉,问题挺严重吗?”
排长抓抓腮帮子,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这么一句:“那老家伙,很有学问。”
这句话使我心中的顾忌又大大消除了不少。以后我听说,在他结婚之后的第二年,他的妻子生病死了。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再也没结婚,至今仍是孑然一身。记不得是哪本书上写过这样的话了:“一个人对待爱情如何,可以衡量其品格高下。”我是挺信服这句话的。杨昉对他的亡妻爱到如此深的地步,毕竟这不可能是一个丑恶的灵魂所能具有的感情。“**”前,我所受的全部教育无非是:革命=好人,反动=坏人。“**”中的现实,却使我得出了自己的一套结论:被视为最革命的人也许并非好人,被视为最反动的人也许绝非坏人。我开始这样来认识杨昉其人。
每天夜深人静,大宿舍里鼾声如雷的时候,杨昉便悄悄爬起来,拧下手电筒的罩头,当成一盏小小的台灯,借着微弱的光亮,将身子低俯在一个小箱盖上写信。旁边放着信封、邮票、糨糊。有谁起夜从他身旁走过,他便将那几页纸塞进信封,贴上邮票,封好信封口,在信封上填写起地址姓名来。我发现他写的信那么多,寄信的时候却非常之少。
我愈是对他细加观察,愈是发现他身上确有一些令人不可捉摸之处。他一有空闲,便独自呆坐一旁,眼睛像固定的照相机镜头一样盯视着随便一件什么东西,状若泥胎。间或从衣袋里掏出几页纸,匆匆扫几眼,便又放进衣袋去。他分明是在默背什么。那几页纸上会写着些什么呢?是语录,还是圣经?他是一个心理上的被虐待狂,还是一个基督徒?
一天,零下四十度,连长发话放假,知青们便在大宿舍里分成几伙打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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