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员、党员、干部、战士、积极分子，各种人物分别组成的学习班，动员、启发、引导，讨论了整整两天，为一次大批判开路。
批判会那天，我当真被吆喝到前面去当“活靶子”的时候，心里反倒坦然起来。
“借题发挥，否定知识青年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必要性”“宣扬资产阶级活命哲学”“公然和‘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唱反调”……一顶顶帽子压在我头上。我知道那全是些言不由衷的批判。
“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这句口号贯穿始终，伴随阵阵呼喊，加强了批判会的声威。
批判会结束后，“钦差大臣”们当场宣布，要在全兵团七个师、一百二十多个团、三千多个连队内，对我进行巡回批判。此决定刚宣布完，杨昉站起来了。
“我声明，”他镇定地说，“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是我写的。这个年轻人看过我写的那篇文章，在发表欲的驱使下，剽窃了我的文章。与其把那些罪名加在他头上，对他进行巡回批判，莫如针对我。”
想不到他会这样做！
我愕然了！怔怔地望着他。
所有的人都愕然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他身上。
“你、你、你有原稿吗？”
“钦差大臣”们疑惑地追问。
“原稿我已销毁。”他依然那么镇定。接着，他把我写的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述了一遍，以此证明他是那篇文章的真正执笔者。
我怎么能想到他会具有这种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呢！
那几位“钦差大臣”虽然对此半信半疑，但却对他比对我更感兴趣。
把一篇“反动文章”和一个“反动编辑”联系在一块儿，岂不是“狠抓阶级斗争”的伟大成果吗？何况他不打自招！
“钦差大臣”们是多么振奋和鼓舞哇！
无论我怎样解释、争辩、吵闹，都半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天，杨昉被带走了，代替我去接受三千多个连队的巡回批斗。
排长亲自抱了几卷厚厚的草苫子，铺在马车上。他一眼也不看杨昉，却对那几个押解者说：“怕你们冻坏了呀！”
连长远远地站在大宿舍门前，望着杨昉坐上了马车，慢慢脱下自己的大衣，朝我招招手。我走过去，连长把大衣塞到我怀里，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朝马车翘了翘下巴，一转身走进大宿舍去了……
我捧着大衣走到马车跟前，望着杨昉，说不出话来。我把大衣一塞给他，眼泪便唰地涌了出来。
“别难过嘛！”他微笑着说，“你还记得那只傻狍子吗？那只很有灵性的傻狍子……”
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那个小小的“夹皮沟”。临行前，将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嘱咐我替他保管好他唯一的财产——一只旧木箱。
一万次的悔恨加上十万倍的痛苦也不能抵消我在这件事上的罪过。
悔恨和痛苦至今仍像老鼠一样啃咬着我的心！
那时我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讲到高尔基——“痛苦”的笔名。
我打开他那只木箱的时候，惊呆了。在几件破衣服下面，放着满满一箱子信，至少有几百封。我从最上面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中抽出信纸，看过之后才明白，根本不是信，是一部长篇小说手稿中的几页……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白天把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中的几页背下来，夜晚再装成写信的样子凭记忆并经过文字润色后工工整整地抄下来！谁能想到？！
春播之后，二十二岁的参谋长潘丽华到我们连队“蹲点”来了。她比以前消瘦多了，脸色也苍白了，好像刚刚害过一场大病的样子。一见到她，我就想到了王文君的死。想到这一点，我就产生了一种想对她实行报复的念头。我甚至把杨昉这笔账都很不公正地算到她头上了。一天，我借口找她有话单独谈，把她骗到了连队后面的山上。
“你要跟我说什么话？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跟我说？”她疑惑地问。
我从草窠间找出一把事先放在那里的铁锨，朝她手中一递：“挖！”
她迟疑地接过铁锨，又问：“挖什么？”
我冷冷地回答：“挖坟！”
“挖坟？给谁挖坟？……”
“给你自己！”
她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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