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衡量一个政治体。或以领土面积为标杆，或以人口数量为尺度。而在这两种衡量方式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当的比例，决定着国家真正的规模。是人造就了国家，而土地养育了人，所以这一比例便是土地足以维持一地居民的生存，居民的数量也恰好处在土地能够养育的范围内。这一比例决定了在人数一定的前提下，一族人民力量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如果太过地广人稀，戍守边境将是繁重的负担，土地得不到充分耕种，物产富余太多，很快就会导致防御性的战争；如果土地不够，为了弥补不足，国家就得向邻国寻找补充，很快就会导致侵略性的战争。根据自身处境只能在贸易和战争之间权衡选择，这样的民族本身就是脆弱的。它依赖于邻国，受制于局势，它的存在只能是不确定而短暂的。要么掌控命运，改变局势；要么受制于人，一无是处。它只有靠着自己的渺小或宏大才能保全自由。
我们无法为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间相互适配的比例确定一个固定数值。一方面是因为土地的特性存在差别，其肥沃程度、物产种类、受气候的影响程度都有不同；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不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秉性也各有不同，有些人生活在富饶的土地上，消费却很少，有些人生活的地域贫瘠却消费很多。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女性的生育能力也有强有弱，国家的人口预期可能增长或减少，以及立法者希望实现的数量等。因此，我们不该将眼前所见作为判断的依据，而应当以所预见的事物为基础，不能止步于目前的人口状态，而是要考虑到未来自然而然会达到的状态。更何况，还有无数可能发生的情况，迫使人们或允许人们获取多于必需的土地。这样看来，山地国家的面积就可以大大扩展，山区的自然生产活动，如伐木和放牧，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劳动。经验告诉我们，山地女性的生育能力要强于平原上的女人，倾斜的地形使得能够供给植物生长的水平面积很有限。相反，滨海国家布局就可以更加紧凑，甚至可以在几乎寸草不生的悬崖峭壁和沙滩上生存，因为渔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土地物产的不足。人们应该更加聚居以抵御海盗，而要扩张国土也更加便利，可以通过海外殖民地将本土过于拥挤的居民输送出去。
除上述为民族创制的条件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虽然无法取代之前那些，但缺少了这一条件，别的所有前提都毫无意义。这个条件就是：人们必须享有充分的和平。因为构建国家的初创时期，就像军团初创时期一样，都是整体抵抗力最弱、最容易遭到毁灭的。国家即使处于混乱中也比在酝酿组建的时刻更有抵抗力，在国家酝酿期，每个人都在关心自己的地位，而不关心潜在的危险。若在此关键时刻，突如其来一场战争、一场饥荒、一场骚乱，都无疑会让国家轰然倾覆。
也确有在动乱中产生的许多政府，但却恰恰正是这些政府导致了国家的毁灭。篡权者总是选择动乱期，或设法使国家陷入动乱期，趁机利用公众的恐慌来颁布民众在冷静思考时绝不会接受的摧毁性法律。可以说，观察他们的立法时机，是区别立法者与篡权者最可靠的特征之一。
那么，什么样的民族能接受法律呢？—之前已经通过原始联合、利益或协议联系在一起但还未曾真正受法律约束过的民族，没有根深蒂固风俗和迷信的民族，不畏惧邻国的突然袭击、不涉足邻国争端、有能力独自抵御邻国或帮助一国击败另一国的民族。在这样的民族之中，每一位成员都被所有成员了解，没有人会强迫任何人承担其所不能够承担的重负。这样的民族不需要其他民族就能生存，其他民族也不依赖它[1]。这样的民族既不富裕也不贫穷，可以自给自足。此外，这样的民族兼具古老民族的坚忍与新兴民族的驯良。
立法工作之所以如此艰难，在于它是破旧，而不是立新。而立法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如此罕见，在于很难将生来便有的赤子之心与社会需求完美结合。诚然，所有这些条件很难同时聚集在一起。因此，体制机构合理的国家着实少见。
尽管如此，在欧洲，还是有一个能够立法的地方，这就是科西嘉岛。这一勇敢的民族具有夺回和捍卫自由的勇猛又坚韧的品质，值得有智慧的人来教导科西嘉人民如何将这些品质传承下去。预感告诉我，总有一天这座小岛会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
[1]原注：如果存在两个相邻的民族，其中一个没有另一个便无法存活，那么这种局面对前者而言太艰苦，对后者太危险。一切明智的民族在这种局面下，都必然会尽力尽快地从这种依存状态下解脱出来。特拉斯卡拉共和国（Thlascala）处在墨西哥的包围之中，却不愿向墨西哥购买赖以生存的食盐，甚至都不愿接受墨西哥馈赠的食盐。明智的特拉斯卡拉人看出了这种慷慨背后隐藏的诡计。他们保住了自己的自由，而这个包围在广大帝国之内的小小国度，最终却成了毁灭这个帝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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